隋唐时期巴蜀藏传佛教之发展（四）

　　原标题：隋唐时期巴蜀藏传佛教之发展

　　（四）朗达玛灭佛与佛教在朵康地区的复兴

　　虽然与汉传佛教一样，藏传佛教在发展过程也遭遇过灭佛毁法事件，但相对于卫藏（西藏腹心地区）而言，朵康地区属于边地，因此前。弘期佛教在四川藏区的传播还比较顺利，甚至在特定时期还胜于西藏地区佛教的发展。

　　前弘期佛教在西藏曾发生了两次禁佛灭佛运动。第一次发生在吐蕃王朝赤松德赞继位之初，因其年幼不能亲政，苯教势力获得打压佛教的机会，于是执掌大权的崇苯贵族和大臣们发动禁佛运动，拆毁寺庙，驱逐中土、尼泊尔等地僧徒。但这次事件发生在卫藏，故对四川藏区影响甚微。

　　与四川藏区佛教关联甚大的是藏族历史上的第二次禁佛运动——朗达玛灭佛。西藏佛教传至赤祖德赞时代，已达前弘期的鼎盛阶段。但王室的崇佛和僧侣的特权，最终激化了吐蕃王朝的内部矛盾。公元841年，崇奉苯教的权臣韦·达那坚、焦若·拉雷等人缢杀了赤祖德赞，拥立其弟朗达玛为赞普，并由韦·达那坚摄任大相，在此后的五年间（842-846年）实行了彻底的灭佛运动。当时，所有佛教寺院或被中止、停建，或被封闭，小昭寺都用作了牛圈；寺庙设施、灵塔和佛像也都遭到破坏；佛经被投之于水火，而少数被埋藏于岩洞中的佛经才得以保存，这些便是在日后发掘出来被称为“伏藏”的经典；僧侣信众无不饱受镇压，其中上层僧侣被杀，中层被流放，而一般僧众则获令改服还俗，或强迫狩猎，或弃佛归苯。公元846年（唐武宗会昌六年），朗达玛被佛教僧人拉隆·白季多吉射死。此后吐蕃王朝世系内部争权夺利，各自割据一方。而朵甘地区的吐蕃将领们也连年发生派系战争，原属吐蕃的党项、吐谷浑等部也相继独立。加之公元869年起，庶民起义席卷藏地，吐蕃王朝彻底崩溃，陷入长期分裂混战局面，直至10世纪末战乱才逐步平息，但分裂依然存在。这样，从8世纪中期朗达玛灭佛到10世纪后半叶佛教复苏这一百多年间，西藏基本上没有佛教传播，故藏族史称这段时间为“黑暗时期”。

　　朗达玛灭佛，标志着前弘期的结束。此次禁佛运动时间虽然不长，但对藏传佛教的打击却沉重而全面。一方面显宗几乎断绝，只有密宗因采取极为隐蔽的父子、叔侄口耳单传的方式教授，故一直流传下来。这种旧派密咒在后弘期成为宁玛派的主要教法。另一方面，卫藏地区的佛教几乎毁灭殆尽，但在整个“黑暗时期”，多康、阿里等地的佛教却悄然发展兴盛起来。

　　据《西藏王统记》等藏文史料记载，当朗达玛灭佛时，约·格迥、藏·饶塞、玛·释迦牟尼等三位僧人正在曲阿日（今西藏曲水县雅鲁藏布江南岸）山上修行，见到一名沙门在打猎，因而很是疑惑便招之询问，始知发生灭佛事件。“彼三人大恐，不敢须臾或留，即将律藏经籍，载以三骡，循北道而走，逃入康地，止于丹底之协吉扎浦。”这里所说的康地，是今青海、昌都地区和四川甘孜州地区的总称，古称朵康或朵甘思。其后又有噶沃·乔扎巴、绒敦·僧格坚赞、拉隆·白季多吉三人先后携《阿毗达摩》、《俱舍》等许多经论逃至该地。他们在朵康地区传教授徒，弟子众多，其中最著名的是喇钦·贡巴饶赛，简称“喇钦”。贡巴饶赛（约892-975年）是青海宗喀德康（青海循化县境）人。本名穆苏赛巴，意为“意明”，即通晓佛教教理之意；喇钦是尊号，意为大师，故汉文译作“意明大师”。他原是苯教徒，后依止以上诸师而改信佛教，并出家受比丘戒。因其智慧深广，通达佛教教理及戒律，遂在公元940年左右受请前往丹底传教，并得到当地藏族上层和众多施主的支持和供养。在喇钦的努力下，丹底渐渐成了第一个复兴佛教的中心。此时“佛教已弘扬于多康，藏地反无佛教，成为黑暗之域。”

　　后来，约在公元970年代，卫藏地区的鲁梅·楚臣喜饶等十人在山南桑耶地方领主意希坚赞的资助下，先后前往多康向喇钦学习佛教，得授律戒。不久，他们分批返回卫藏弘法传律，并受到意希坚赞父子和卫藏其它地方领主的大力支持，在各处广建寺庙，成立僧团，使卫藏地区的佛教很快恢复和发展起来，史称“下路弘法”。其后，阿里地区的佛教在古格王朝首领意希沃的推动下，经仁钦桑布等人的大力弘扬而复兴，并由印度大师阿底峡将此复兴势力扩大至卫藏，史称“上路弘法”。至10世纪末叶，卫藏一带佛教的规模与盛况已超过了前弘期。

　　除上、下路弘法外，藏地还有其它一些不同程度的复兴佛教的活动。其中发生在四川藏区的是公元10世纪后半期，一位名叫弥底的印度僧人流落在后藏达纳（谢通门县）地方，靠给别人牧羊为生。后来一位译师索南坚赞遇到他，并发现他原来是一位佛教大师，就礼请弥底到曼垅地方，且向他学习佛法。弥底在这里学会了藏语文，之后来到康区的丹垅塘地方（邓柯，即今甘孜州石渠一带）讲授《俱舍》、《四座》等显密经论，并从事翻译。他还用藏文写了一本藏文文法著作《语言门论》，非常有名。弥底的弟子很多，其中最有成就者当属赛尊、噶当派创始人仲敦巴以及枯敦·尊追雍中等人。由于他们的弘扬， 10世纪末到11世纪初，康区也形成了一个研习佛学的小中心，这为今后佛教在四川藏区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总体而言，隋唐时期，四川藏区的佛教发展同前弘期西藏地区佛教发展的状况大致相同。一是在传播过程中，不断与先于佛教在该地流传的原始苯教发生冲突，又互相交融，其表现在苯教逐渐吸收佛教教义、制度和礼仪等内容，完善自身理论体系，也建立起一定规模的寺院僧伽组织，甚至尊奉释迦佛，自称为佛教的一个宗派，而佛教不仅接纳了苯教的部分僧俗人员，也借鉴了苯教的某些内容，尤其是苯教丰富的宗教仪轨，这些因素最终融合而成藏传佛教区别于其他佛教形式的独特之处。二是无论藏传佛教还是苯教，在传入之后即与当地统治势力发生密切关系，佛苯的冲突斗争、宗教的派系斗争和兴衰迁移等等，都往往带有深刻的政治背景或政治因素，也与当地统治势力的经济扶助密切相关。三是藏传佛教与当地民族文化的融入极为迅速，由此形成极富地方色彩和民族特征的地方民俗风情和文明。与汉地佛教比较而言，藏传佛教与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要更加密切得多。

　　然而，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虽然总体上佛教在四川藏区的发展谈不上兴盛，但朗达玛灭佛使西藏僧人逃亡至多康地区，客观上使佛教在四川藏区获得了长足发展，并保留了西藏前弘期的相当成果。这一点十分关键，因为正是有了佛教在多康等地的休养生息，后又回传至卫藏，整个藏传佛教才得以复兴，也才有了后弘期的繁荣和辉煌。此正如《西藏王统记》所赞言:“护持佛教命脉，重燃佛教余烬，如高举明灯照彻藏地幽暗者，乃全仗如上所述次第示现之藏中诸大德善巧及安达·意希坚赞父子二人之力也。彼等恩德实属非浅。”

　　（责编：翟新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