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在元代政治中的作用与影响（一）蒙藏关系的开创

　　原标题：藏传佛教在元代政治中的作用与影响

　　1227年7月，成吉思汗去世。此后，由掌管着蒙古大军军权的幼子拖雷监国二年。1229年蒙古贵族召开忽里勒台，遵照成吉思汗遗命推举窝阔台①为大汗，从此进入了窝阔台统治时期。即位后，窝阔台遵父遗命，②于1234年灭金。在他的治下，真正开创了与西藏的直接关系的人，③就是窝阔台汗幼子阔端，而不是某些藏文史籍中所说的成吉思汗。④

　　阔端，系窝阔台幼子（即第三子）。在蒙古灭西夏（1227年）和金朝（123年）之后，窝阔台于1235年在和林召开忽里勒台，决议发动“长子西征”（亦称第二次西征），贵由等随即远征东欧各地；而窝阔台则将原西夏辖区，及今甘肃、青海的部分藏区划归阔端份地。阔端筑宫定于凉州，开始了对包括藏区在内的国内经营。

　　窝阔台卒（124年）后，阔端和贵由之母乃马真皇后曾在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支持下称制五年。其间，据《新元史》卷111说，贵由、蒙哥等在处理完窝阔台后事之后继续率军随拔都远征东欧，国内唯有皇子阔端“开府西凉，承制得以专封拜”，权势越来越大，政治上颇为活跃。自然，就只有“承制得以专封拜”的阔端有资格和机会，以蒙古汗国在国内的最高统帅代表的身份，承担起包括经营藏区、开创蒙藏关系在内的国内重大任务了。

　　1239年，阔端派部下多达那波率军取道青海，直入藏北（拉萨一带），烧毁了热振寺（rwa－sgreng，1056年建）和杰拉康（rgyal－lha－khang，1012年建），杀害了500余名僧俗人众，其中包括一名叫赛教（se－ston）的佛教法师。⑤除此而外，蒙古军队并未再开杀戒，而是短暂地驻守一阵之后又突然撤军北还。⑥这一过程一直为古代藏族史家们所描述和渲染，其中夹杂了不少猜测和虚构，这里我们不必赘述。

　　实际上，多达那波进军西藏并非意在武力攻占西藏，正如某些宗教史书所说，多达那波之入藏，是受阔端之命寻找一位有学问的高僧去蒙古“传布佛教”。这较为可信，因为阔端份地内之西夏故地以及甘、青广大藏区笃信佛教，若要很好地经营藏区，就必须因势利导，以佛治佛，即“以善治蕃”方为上策，故而极有可能需要一位佛教领袖与自己配合。蒙古军进入藏区之后，由于藏区僧俗势力长期分割而治，自然意见不尽统一，多数慑于蒙古汗国之威力，早有归降之意，但依然有部分人持反对意见，于是，在蒙军入藏后就遭到了小规模寺院武装的反抗。“道尔达（即多达那波）便以武力攻占了热振寺，屠杀僧众数百人，继（而）又烧毁杰拉康寺。从此以后，……再未与当地僧俗势力发生武装冲突，而且与他们开始了和平的接触和频繁的交往。”⑦

　　以武力反抗的寺院有可能就是被焚之寺，其他寺院未遭杀劫。而“被破坏的寺院都是西藏佛教噶当派的寺院，而达垅和止贡是噶举派的两个支系”，事实上后来“只有噶当派没有受到蒙古统治者的布施，也没有蒙古王公做它的后盾，可是萨迦派和噶举派的一些支系都有蒙古族的统治阶级做它们的靠山。”⑧这并不是一种巧合，说明了当时西藏各教派对蒙古入主持有不同意见，而蒙古对西藏佛教各教派的态度也有所偏向。

　　此外，“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习惯于在进攻一个新国家之前就把其首脑召来投降，继之就是索取质子、征收贡赋并任命蒙古官吏统治当地。”⑨如果不从，即发大军征服之。而阔端对西藏并没有也不可能采用这套办法，原因是当时分裂的西藏根本没有一个名正言顺的、正式的、能统治全藏的名王可召请；同时，西藏地域广阔，自然环境恶劣，而蒙古军队数量有限，加上难于适应西藏特殊的严寒多变的雪域气候，就难以攻克，纵使克之也难于守之。所以，“从当时的环境条件观之，1240年远征（实为1239年发兵，1240年焚寺）主要目标是侦察。”⑩其目的就近来说，是确定西藏政体的性质如何，谁能充当西藏首领，以便进一步采取措施降服西藏；就远来说，这对未来蒙古从藏区进攻南宋的军力调动，可能也会得到一份可靠的估价性的情报。当时阔端没有亲征，这一事实也加强了此次远征旨在侦察这一观点的可靠性。蒙古大汗及其王室系统内的王子们亲自指挥作战早已成其惯例，而阔端这次却例外地将“入藏”的统帅权交给了部将多达那波。如果只是为了入藏侦察，以了解藏区情况，以便延请合适人选作为西藏代表与阔瑞合作的话，因何要派军队呢？我们认为，在当时对西藏各教派势力及其对蒙古的态度不甚了解的情况下，仅派几位代表不带武装入藏是极其危险的，遇到意外（比如后来小股寺院的武装反抗）就必定“客死他乡”。故而这次入藏虽是侦察，却又是特殊的侦察，带上部队以防意外是必要的。事实上后来焚烧寺院可能是对一小股反抗蒙古的噶当派寺院武装采取的镇压行为，此后对其他寺院可谓“秋毫无犯”，据说被焚之寺后来又“由蒙军所修复”。［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