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藏传佛教与蒙古统治者（三）格鲁派依仗蒙族统治者取得绝对优势

　　原标题：中世纪藏传佛教与蒙古统治者——兼论民族宗教与外族的关系

　　十五世纪初，在西藏兴起了藏传佛教最大的教派格鲁派，因僧人戴黄帽，故又称黄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本名罗桑扎巴，7岁出家，从老家青海塔尔寺的噶当派学法10年，后又去卫藏游学、受戒、讲经，博采众长，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其中特别强调了僧人的戒律，这样，就在西藏社会引起了一场宗教改革。

　　宗喀巴最主要的支持来自当时控制卫藏绝大部分地区的帕竹政权，其掌权人是绛曲坚赞的侄孙扎巴坚赞，他与当时好多掌权者一样，既是自己教派主寺的主持，教派的首领，又在首府执政。1406年，他被明朝封为“阐化王”，达到了帕竹在政治上的顶峰时期。1409年藏历正月间，扎巴坚赞花费大量财力，召集数以万计的各派僧人，在拉萨大召寺举办祈愿法会，让宗喀巴任主持人，为广大僧众讲经，将他抬高到全藏各教派领袖的地位。会后，宗喀巴在帕竹政权大贵族资助下建造甘丹寺，传召大会的召开和甘丹寺的建立，标志着格鲁派的创立。

　　格鲁派创立后迅速发展起来，从而引起其他教派的不满和斗争。随着帕竹地方政权在西藏社会上实力地位的下降，格鲁派的命运就随着受到影响。

　　1435年，原依附帕竹政权的仁蚌巴家族占据了后藏，虽名义上仍臣属帕竹，实际已成独立的地方割据势力。1459年，帕竹内讧，势更中衰，仁蚌巴正好步步扩张。在势力日隆的情况下，仁蚌巴需要依靠、利用宗教，由于格鲁派是帕竹一手扶植发展的宗教，仁蚌巴势必要寻找别的宗派。仁蚌巴在诸多教派中看中了噶玛噶举派，该派两法王曾先后到元朝觐见，被授于黑帽和红帽，由此发展成黑帽系和红帽系。有了强大的仁蚌巴势力的支持，噶玛噶举的地位迅速改变，新兴的仁蚌巴和噶玛噶举相结合的势力开始向帕竹和格鲁派联姻的势力进攻。1481年，应黑帽系七世的请求，仁蚌巴派兵到前藏击败帕竹统治者，噶玛噶举僧人就随之压制格鲁派，在拉萨附近建寺遏制格鲁派著名的哲蚌、色拉两寺势力的发展，还规定凡格鲁派僧人路遇噶玛噶举派僧人，必须向他们致敬。后来仁蚌巴武力控制了拉萨，自1498年至1517年的20年间，禁止哲蚌、色拉两寺僧人参加由宗喀巴创立的一年一度的祈愿大会，不准格鲁派首领担任大会主持人。到1517年，帕竹实力有所恢复，从拉萨赶走了仁蚌巴势力，才恢复了格鲁派的这些权利。

　　受到打击的格鲁派，不得不调整发展策略。宗教领袖四出传教，扩大在民间的影响；确立领袖人物的转世制度，避免领导集团内因争夺领导权而引起纠纷。这些措施固然有利于立足，但面对帕竹衰势及仁蚌巴和噶玛噶举相勾结势力强盛的情况，格鲁派的领袖人物必须有立足、发展的新思路。此时，达赖三世索南嘉措重新踏上萨迦派萨班、八思巴的历程，依靠强大的蒙古统治者的支持，确立起教派在西藏的独尊地位。

　　元朝被明朝推翻后，退到塞北的蒙古族分裂成若干部落族，蒙族在西藏的势力也随同萨迦地方政权的倒台而彻底瓦解。明承袭了元的政权，也承袭了元对西藏的权力，西藏方面对此承认无疑。然而，明中央政府远隔万里，北方的蒙古族各部则近在身边，时时会有进攻、掳掠，因此，蒙族仍然是一个对西藏社会有着重大影响和威慑力的民族。

　　当时蒙古主要有瓦刺、土默特、鄂尔多斯、喀尔喀等部，其中土默特部汗王俺答汗的势力强大。俺答汗是成吉思汗第十七世孙，在明中叶臣服明朝，受封“顺义王”。他大事扩张，1573年进军西藏东北部，带回了一些僧人，他们使他认识到藏传佛教是比蒙族的萨满教更好的统治工具，经过长年征战，他想利用格鲁派来安定部众，巩固统治。而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也正需要为自己的教派重新寻找强有力的靠山。俺答汗以重礼邀请索南嘉措前往会见，1578年5月， 两人在青海湖东面的仰华寺会面。他俩一个以忽必烈自居，一个以八思巴自比，说明他们的会见既有宗教意义，更有政治上的彼此需要。

　　索南嘉措在近10万人的大会上宣传佛教教义和戒律，以后，他一再向土默特部宣讲格鲁派教义，劝俺答汗废除蒙古族夫死妻殉、杀牲献祭等落后习俗。俺答汗改信格鲁派后制定了新的法规：“严禁杀牲祭祀死者。倘若依旧杀人殉葬，则要依法处死；如果宰杀牲畜殉葬，则要依法没收其全部财产；若有谩骂欧打上师和僧伽者，则抄没动手者的全部家产。”〔4〕这对发展牧业生产、对蒙古统治者和蒙古人民都有好处， 因此，博得了上下一致的好感。俺答汗和索南嘉措两人互赠尊号，索赠俺“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称号，意思是充满智慧的能象成吉思汗一样统一蒙古的君王，俺答汗赠索南嘉措“圣识一切齐瓦尔达喇达赖喇嘛”称号，意思是“在佛教的显密两教都已达到最高成就的超凡入圣的大海一样的上师”，从此，格鲁派有了达赖喇嘛这一称号。俺答汗将索南嘉措定为达赖三世，追认了格鲁派自确定转世制以来的前两任首领为达赖一世、二世。俺答汗为索南嘉措举行传戒法会，受戒蒙古人多达千人，其中包括蒙古族格鲁派最高首领栋科尔呼图克图和一些蒙古贵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