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西夏的藏传佛教传播

　　原标题：刍议西夏的藏传佛教传播

　　安西榆林窟的佛教艺术遗迹

　　安西地处河西走廊西端，西侧紧邻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据点，也是中外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交通要道。春秋时期谓古瓜洲，大月氏人居之。西夏，瓜洲尝置转运司，属下等司。清置安西州。民国2年（1913年）改安西直隶州为安西县。①

　　榆林窟亦名万佛峡，位于河西走廊西段南盆地—塌实盆地，距安西县城西南约70公里，距敦煌市公路里程约135公里。榆林窟所有的洞窟都修建在第四纪的砂砾岩中。②洞窟开凿在踏实河东西两岸，两崖相距100余米。西崖洞窟较少，计11窟。东崖共32窟，洞窟分上下两层。东崖下层洞窟多数有窟前建筑，上层洞窟在距地面约10米高处的崖壁上，大都凿有深约7米~8米的甬道，甬道尽头开凿窟室。

　　根据前人考察结果，可以初步确认榆林窟现存唐、五代、宋、西夏、元、清等时代的石窟43个。③唐代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殷实。至中唐时期，由于安史之乱的影响，国力日趋衰弱。河西地区的肃州、瓜洲、沙洲相继为吐蕃所占；五代、宋初瓜沙曹氏统治时期，文化颇为兴盛，特别是佛教的发展，在西北地区具有重要的地位；西夏至蒙元统治时期，榆林窟兴盛一时，建造了一些洞窟。夏国国君均是佛教的崇信者，主张维修旧有寺院，兴建新寺院，在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和整个河西走廊，都留下了大量西夏时代的佛教艺术遗迹。而榆林窟在当时也被看作是西夏人的佛教圣地。蒙古人于1227年攻破沙洲，西夏灭亡，但佛教在元代同样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统治者重修榆林窟，并继承了西夏显密结合的艺术风格。到清代嘉庆年间，榆林窟曾有大规模的修缮工程，各窟的塑像多为清代新作。④

　　西夏主体民族党项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他们存在的数百年间，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历经唐、五代、宋初的漫长岁月，党项逐渐由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转化，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文化事业也日渐繁盛。开国皇帝元昊称帝后，组织创造并大力推广西夏文字，对党项族影响深远。西夏文字的创制对民族语言的规范，文化事业的繁荣，教育事业的发展，印刷业的进步，尤其是宗教的传播都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西夏与吐蕃的历史联系，可以追溯至西夏王朝建立之前的公元7世纪初。党项羌由青藏高原向西北内地的迁徙就是吐蕃压迫的结果。至唐中叶，吐蕃占领了河西等数十州之地，党项羌也随之深入到西北内地。五代宋初，一部分吐蕃成为中原王朝的属民，另一部分则建立了地方性的割据政权。西夏与吐蕃的关系，即是西夏王朝建立前后与河西吐蕃割据势力的关系。

　　西夏的佛教传播

　　西夏开国皇帝元昊不仅通晓浮图学，而且通晓汉文字，对佛教和汉文化较为了解。在西夏历代帝王中，他是推行佛教最为关键的人物。宋景祐元年十二月（1035年），元昊向宋献马50匹，求赐佛经一藏，并将其翻译成西夏文佛经。这是继其父德明之后，西夏自宋得到的第二部《大藏经》。西夏大庆元年（1036年），天竺高僧善称等一行九人上京贡献梵经、佛骨及铜牙菩萨像，途经西夏管辖的夏州。元昊把他们留于驿舍，向善称一行索取贝叶经。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年），元昊建立规模宏大的佛教寺庙高台寺。西夏还延请在诠释和翻译佛经方面经验较丰富的回鹘僧人，推动西夏早期的佛经翻译。这些举措，使包括皇族在内的党项族更直接地接受佛教的理论和知识，为佛教在西夏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元昊死后，夏毅宗谅祚继位，因其年幼，其母没藏氏行国政。她继续沿用元昊的政策，大力推行西夏佛教。自天祚垂圣元年（1050年）至福圣承道三年（1055年），动用数万兵民修建承天寺。建成当年，没藏氏就派使臣入宋求赐经文。宋赐给西夏《大藏经》，这是西夏自宋得到的第三部大藏经。宋嘉祐二年和七年，宋又允西夏所请，先后两次颁赐《大藏经》。

　　第三代皇帝惠宗秉常继位后，亦因年幼，由母梁氏听政，恢复蕃礼，但仍然推行佛教。天赐礼盛四年（1072年），遣使至宋，宋朝又赐《大藏经》一部。这是西夏自宋得到的第六部《大藏经》。这反映了当时西夏王朝对佛教和译经事业的高度重视。作为当时佛教圣地的敦煌莫高窟和榆林窟，也留下了西夏佛经信徒的足迹。

　　第四代皇帝崇宗乾顺继位后，先由其母梁氏掌国，后期亲政。天祐民安四年（1093年），皇帝、皇太后发愿修建凉州（武威）感通塔及寺庙。第二年完工后立碑。⑤天祐民安六年（1095年），西夏进贝叶经于辽，该经为回鹘僧人所译。永安二年（1099年），乾顺自母梁氏死后，常供佛为母祈冥福。乾顺皇帝在甘州建筑了规模宏大的卧佛寺，寺内卧佛佛体之大，为河西所仅有。

　　西夏后期，佛教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第五代皇帝仁宗仁孝执政长达53年，这个时期正是西夏文化的鼎盛时期，各种夏文、汉文典籍不断涌现。更重要的是，刻板印刷术在该时期得到了很大发展，为佛经的大量刻印和传播流行创造了先决条件。人庆三年（1146年），刻印汉文《妙法莲华经》；天盛四年（1152年），印施汉文《华严法界观门》；天盛十三年，印制《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天盛十九年，刻印《佛说盛佛母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天盛二十年，刻印西夏文《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乾祐十五年（1184年），印施《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乾祐十六年，比丘智通施印《六字大明王陀罗尼》；乾祐二十年，仁宗雕印《观弥勒菩萨上生兜帅天经》、皇后罗氏印制《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和《金刚般若波罗密经》。这一时期，莫高窟和榆林窟佛经刻印的数量、佛事活动内容的丰富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藏传佛教也开始得到发展。

　　西夏晚期，历经桓宗、襄宗、神宗、献宗、末帝五代帝王，但总计只有34年。由于政治的混乱和经济的衰败，西夏佛教也每况愈下。桓宗继位后，罗氏皇后被尊为皇太后。仁孝死后不久，罗太后发愿刊印汉文《佛说转女身经》。另一篇发愿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则描述了西夏佛教施经的一般情况，展示了西夏晚期佛事活动的盛况。她还令人抄写全部西夏文《大藏经》。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