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隔5000公里,海拔4000余米的西藏日喀则与上海紧密相连。
上海市第六批援藏干部奔赴日喀则近一年后,上海16所高校的18名团干部,也于今年4月来到日喀则。根据团中央要求,他们分赴日喀则13县挂职担任一年的团委副书记。
四个多月,这群来自上海高校的年轻人已然融入雪域高原的山与水;几乎每次聚会,他们都会放歌《我的家乡在日喀则》。
近日,记者参加共青团上海市委访问团,前往日喀则地区探访,听挂职团干部讲述雪域高原上的青春故事。
第一关:环境
一个月用掉80根蜡烛
珠峰脚下的定日县,平均海拔4300米,南与尼泊尔接壤。从日喀则市区坐越野车,沿318国道一路向西,辗转数小时并翻过5300米的加措山口,跋涉244公里,才能到达这座边陲小镇。
“如果从拉萨来,足足得一整天。这儿离加德满都(尼泊尔首都)更近,下次,你们可以从尼泊尔来。”在定日县团委挂职的东华大学团干部胡玉波向记者打趣。两天前,他赶到日喀则与17位团干部会合,这天又随访问团回到定日。
尽管同在日喀则,但各县之间路途遥远,挂职团干部们聚一次不容易。此番为了迎接来自上海的“亲人”们,18人悉数会合,这还是4个月来的头一回。
对他们来说,“进城”还不只是一次长途旅行。日喀则县乡普遍缺水,萨迦、定日、谢通门等县,断水更是常事。来到日喀则数月,这群来自上海的年轻人习惯了一个月洗一次澡。记者随团夜宿定日,有了直接体会:这里不仅缺水,还缺电。电网不通,外电不稳,晚上断电是常态,夜间照明全靠蜡烛。
“最近一个月,我用掉80根蜡烛。”在自己的住地,胡玉波笑着说。没有电,点着蜡烛看会儿书,看累了就躺在床上望星空,“谁说这样的寂静,不是另一笔财富呢?”
第二关:沟通
己所欲,如何施于人?
初上高原,没有人躲得过高原反应。高寒缺氧,上海交大医学院的翁律侃回忆说,第一周所有人都睡不着觉,有些反应大的住进了医院。就算来了几个月后,失眠、头痛依旧困扰不少人。
当身体慢慢适应高原后,他们发现,工作环境的挑战不亚于自然。“之前也查了许多资料,但仅仅靠驴友游记或摄影家的照片,你不能了解一个真实的西藏。”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的王树仁说。
平时活动范围大多局限于都市校园的团干部们,要了解藏族同胞尤其是藏族青年的生活状态,只有“走下去”。
“走”一次,不那么容易。“这儿太大了,你得说服各种各样的人,借助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挂职于南木林县的同济大学团干部唐志宇说,上至县委书记下至普通农民,从越野车、拖拉机到牛车,他几乎都曾“厚着脸皮要求搭一段。”
挂职团干部中唯一一名女孩——华东政法大学的沈明笃说,藏民有自己的思考方式,他们未必理解远道而来的上海团干部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如果你不会站在他们的角度考虑问题,用他们的语言推心置腹,而是一厢情愿地将自己的想法塞给他们,他们会对你避而远之。”
沈明笃向记者展示了手机中的照片,这是她在访问一户藏民时,对方特地将家中的传统服装拿出来让她穿上,在屋前的留影。来了四个月,沈明笃与当地人处得不错,但她和同伴们依然在思考那些“己所欲”的好理念、好政策,如何“施于人”:“这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难。”
第三关:造血
在藏干什么?出藏留什么?
在藏4个月,18名团干部体重平均下降了5公斤,脸晒黑了,嗓子哑了、嘴唇裂口了。但他们的热情却与日俱增。在萨迦县挂职的华东政法大学团干部潘洪涛说,自己和同伴们始终在思考“进藏为什么、在藏干什么、出藏留什么”。
为当地留下些什么,是挂职团干部们的共同心愿。挂职启动以来,团干部们的派出高校已向日喀则地区捐赠了多批图书、文体用品等物资。团市委亦整合资源,通过慈善机构和爱心企业向挂职地进行捐赠。
但对团干部而言,这只是他们带给日喀则的一部分。挂职于白朗县的复旦大学团干部耿昭华说,他们不仅要通过挂职为当地“输血”,还有志于通过基层团建等工作,在一个侧面助推西藏的跨越式发展。换言之,他们希望为当地“造血”。
这并不是一个轻易的过程。要改变基层团建薄弱的现状,他们需要依靠智慧和双脚。在江孜县挂职的黄瓒瞄准当地的青年创业苗子,利用华东师大的资源改进拉则居委会青年创业基地的工作,同时对当地奶渣生产进一步优化提供技术支持。在江热乡班久伦布村,他积极为帕拉庄园红色旅游和整体形象包装献策。
而对当地的中小学德育教育,黄瓒亦有许多想法,正一步步付诸实践:推动江热乡希望小学建立青年教师协会和教工团支部;推动江孜一中独特的德育和团建模式总结,利用帕拉庄园和宗山抗英遗址对团员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建立文化长廊,形成全方位的德育“隐性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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