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石、火……这些最基本的元素，也是原始人类最频繁接触的自然，他们就在这样的触手可及的材料中，发挥着最本真的艺术创造力。这既是对生活的美化，也是最质朴的精神寄托。原始宗教和美学都没有文字可寻，只是在这些器物里，留给我们无尽的猜想。

曲贡遗址中用于研磨赤铁矿的工具。

　　偏爱红色的曲贡人

　　青藏高原的人最偏爱的颜色是什么？

　　大概不出红、白两色，从布达拉宫就能看出来。对白色的喜爱往往能从宗教信仰中找到根源，例如白海螺、白牦牛、白塔等等，那么红色呢？从康巴汉子头上所缠的赤红色“英雄结”，到华丽的红珊瑚配饰，对红色的喜爱究竟有什么样的渊源呢？

　　还真别说，从距今三千六七百年的拉萨曲贡遗址，我们还真发现了藏族祖先钟爱红色的证据。在曲贡遗址出土的上万件打制石器中，约有五分之一的石器上有红色颜料，这是一种赤铁矿粉末，颜色鲜艳持久。有的石器是斑斑点点地涂抹了红色，有的则是通体涂红。遗址同时还出土了制作红色颜料的大量研色盘，盛储红色颜料的小陶瓶和用作调色盘使用的大陶片。不仅如此，在埋葬死者的墓葬中，也撒着红色的赤铁矿粉。

　　这一葬俗在中国以及世界都有众多的发现，在山顶洞人的合葬墓及大汶口文化中，都出现了将红色赤铁矿粉末撒在尸骨上或尸骨周围的现象。这可能表达了古人对生命的一种看法，无论是火焰或者是鲜血，都是红色，都表示生命、活力和温暖。古人将死者置于一片红色之中，或许是想表达死者将借着红色的赤铁矿粉，维持其生命，等待复活。

　　只不过，像曲贡居民这样在大量的打制石器上涂红，以前还没有见到过。曲贡人崇尚红色，甚至将自己使用的器具都涂成红色，我们不禁大胆猜想，或许曲贡人的脸上都会抹上红色的颜料，真是对红色热爱得彻底。

唐代仕女妆容，这是否就是受吐蕃影响而兴起的赭面呢？

　　赤面的吐蕃人

　　可能这喜爱红色的风俗并未随着曲贡文化的消失而消失，在吐蕃时代的众多记录中，我们都找到了吐蕃人会将面孔涂红的记录，汉文史料上称之为“赭面”。《新唐书》中记载吐蕃人“以赭涂面为好”，文成公主不喜欢这样的风俗，松赞干布于是下令全国暂时禁止“赭面”。

　　这一法令虽然颁布，但效果如何？可能并不好，出土于青海省海西州，年代为8—9世纪前期墓葬的棺板画，却显示出“赭面”习俗在这一带并没有真正得到禁止，而且“赭面”不分男女贵贱人皆为之。甚至随着吐蕃势力的扩张，“赭面”习俗逐渐影响到河西广大地区甚至波及长安。

　　白居易的诗里面就能看到吐蕃风俗对长安的影响，虽然他看来是反对这种时尚新风潮的，这一风潮具体表现为“乌膏涂唇”以及“赭面妆”。最后白居易很痛心地说：“髻椎面赭非华风。”然而文化正是这样互相交流和转化的。

　　更有善于发现和思考的学者从吐蕃文化的深层里挖掘“赭面”的原因，在藏族的神话中，罗刹女和猕猴结合，生下了藏族的祖先。罗刹女的形象恰恰是“赤面”而食肉的，无独有偶，在曲贡遗址中也同样发现了猴面陶塑。这件高4.5厘米、宽4厘米的猴面陶塑原本是一件陶器上的装饰附件残片，采用泥条堆塑，猴面贴饰形象逼真，神态生动。这或许正印证了猕猴变人的传说？再加上神秘的赤面罗刹传说，似乎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远古时代信仰的模糊轮廓，但还有待学者们进一步探索。

双体陶罐，出土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卡若遗址，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

　　双体陶罐，远古的使者

　　如果你自己的孩子爱玩泥巴，不要惊奇，人类最初的文明就是敲石头、捏泥巴带来的文明，换一个更高大上的名字，叫做石器、陶器文明。石器大同小异，但陶器的花纹、形状等往往随着文明的不同有较大的区别，以至于一说起上古文明如仰韶、马家窑，想到的首先都是精美奥妙的陶器花纹。

　　这是一件西藏博物馆收藏的双体陶罐，上世纪70年代末出土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卡若遗址，看起来巧妙而可爱，可别小看它，这是西藏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价值连城。

　　这尊陶罐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是两件完全相同的袋形陶罐连接而成。其肩颈部穿系绳索的一对带孔器钮有如动物的耳和尾，从而巧妙地把双体陶罐勾勒成两只相向而立的小兽，造型雍容大气而极具生活情趣。

　　这件器具究竟是装什么用的？是水？是酒？据有关专家考证，这件奇特造型和精湛工艺的艺术品是供奉于神坛之上，作为祭祀的礼器，是蛮荒时代人与“神”沟通的媒介，是卡若人精神的依托。那么，这样一个造型奇特的陶罐，所要表达的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宗教情结呢？或许只有复活卡若人，才能告诉我们真相。

　　而在谜底揭开之前，让我们仔细观看这尊陶罐，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无论卡若人所信仰的具体是什么，他们一定都是美的信徒。

　　原标题：器皿 石与火交融之美

（责编：范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