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掣签与神判文化

　　金瓶掣签制度是清朝乾隆皇帝为进一步完善活佛转世制度、加强对西藏政教管理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

　　古殿金瓶设，祥晨选佛开。

　　谁家聪龄子，出世法门胎。

　　未受三塗戒，先凭六度媒。

　　善缘生已定，信我手拈来。

　　这是清朝乾隆末、嘉庆初，驻藏大臣和宁写的《金本巴瓶签掣呼毕勒罕》诗，[1]真实地反映了清朝对西藏大活佛转世灵童实行金瓶掣签的情形。

　　过去人们多从制度方面探讨金瓶掣签的缘由、特点、历史作用。实际上，金瓶掣签的产生是有民俗文化根源的，也就是说，它深深根植于中国自古就有的神判文化。神判是“神明裁判”或“神意裁判”的简称，又叫“神断”、“天罚”、“巫术裁判”等。作为一种民俗文化现象，在世界上许多民族中都普遍存在过，它是初民社会原始宗教意识的表现形式。人们由于自身思维的局限，以及对自然力量。的敬畏，产生了对神的崇拜，开始运用神灵意志介入人类行为去辨别是非与处理纠纷，这就是神判。它引发人们强烈的崇敬、畏惧意识，给人以神圣的感觉，然后发展为仪式。金瓶掣签就是清朝根据藏族的社会情况，以及客观存在的活佛转世制度、神判文化而制定的神判仪式。

　　在我国，神判存在最早、最确凿的证据，就目前来说，当属甲骨文。商代的甲骨文大都是商王提出的卜问和神灵解答的记录，包括祭祀、战争、生产、生活、天文、历法等各方面。甲骨卜辞中的神判，是将龟的腹甲骨及动物的肩胛骨放入火中烧，形成裂纹，然后巫师根据纹理走向解读，得出占卜结果。其目的就是《礼记·曲礼上》所说：“卜巫者，先圣王之所以使民信时日，敬鬼神，谓法令也，所以使民决嫌疑，定犹与也。”说明占卜是用巫术的手法预测未来、定吉凶、解决疑难问题的一种方法，这属于占卜神判的范围。在各种各样的神判形式中，相对简易的占卜，又得到了最广泛的应用。此后，各种各样的占h形式不断出现，有贝壳卜、鸡卜、棋卜、牛蹄卜、钱卜等形式广泛流行。

　　在我国各少数民族中，神判文化也相当盛行。神判可以分为捞沸判、铁火判、神兽判、人体判、起誓判，等等。其中，捞沸判、铁火判是最常见的两种神判形式。

　　捞沸判是在沸腾的开水或油锅内捞取铁斧、神石、铜钱、鸡蛋等物件，广泛流行于独龙、傈僳、景颇、壮、侗、苗等民族社会中。可以在巫师或头人的主持下，烧一锅开水或油，锅内放入石子、铜钱或其他物品，由双方当事人同时赤手从锅内将该物捞出，若一方手被烫伤，表明神灵对其惩罚，输了理，应按习惯规定受罚。若双方的手都被烫伤，则两者均属无过。明代杨慎在《南诏野记》中记载：“有争者，告天，沸汤投物，以手捉之，曲则糜烂，直则无恙。”[2]这种神判方式在古代西藏也是盛行的，15世纪制定的《十六法》第11条规定，对于疑难案件，可以“举行煮泥抓石之仪式”。五世达赖喇嘛时期制定的《十三法典》，第9条也有“沸油取石”、“沸泥取石”的规定，其法是向铁锅中倒入足以淹没手腕之泥浆或油，放入石子，将油或泥浆煮沸，由当事人发誓后从锅中抓出石子，以其手是否被烫伤而判定是非。[3]

　　各民族的铁火判，是指人们将石头、铁块、铁斧等放人火中烧烫，然后分别放在当事人的手上，走上几步，或者放在地上，让当事人踏上一足，以手足是否受伤及双方烫伤的严重程度来鉴定是非。这种神判办法，广泛流行于彝、苗、壮、基诺等民族。

　　神兽判，是根据本族公认的具有灵性的动物，如以公鸡作神判，根据占卜时的变化情况，来裁决是非。

　　人体判，是测试当事人某种技能、智力、耐力，有潜水、踏火、火中取物、上刀梯、猎兽、徒手搏斗等，若谁先败下阵来，谁就输理，按规定受罚，流行于景颇、傣、彝、苗、高山等民族。

　　起誓判，是当事人向神鬼宣誓，让神灵来明辨事非，自己若有罪，几日内必遭神灵惩罚，以此来决定是非曲直。

　　从各民族神判形式来看，本质上说，神判是一种巫术行为，是原始宗教的一种表现形式。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企图借助神灵的力量，来判断或裁决各种疑难案件，是裁决问题的一种手段，其与法律有相似的功能，也具有自身的特点：

　　（一）神判有公认的神灵。神判必须具有公认的神灵，受到人们崇拜、敬仰，从而使得它具有主持公道、明辨是非的能力。因此，各民族都有自己创造的裁判神，如汉族的关帝、观音菩萨，侗族祖母神萨岁，阿昌族的寨神色曼，藏族的吉祥天女，等等。此外，自然的神力，如雷神、树神、太阳神等也经常是神判之神。

　　（二）神判有其主持人。神判的主持人是执行神判的头人或巫师等，他们是人神沟通的媒介，平时为人，降神时为神，上达民众愿望，下传神灵旨意，与神灵的力量合二为一，成为崇高的、有权威的人物。

　　（三）神判有庄严、公正的仪式。一般的神判仪式都包括当事人、主持人、见证人、神判程序、神判用品、巫术用语等要素。

　　（四）神判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性。它源于人们对神灵的信仰与敬畏心理，人类处于社会发展初级阶段时，由于思维的限制，对所发生的事件不具备进一步解释和裁断的能力，对自然威力的畏惧产生崇拜心理，相信神具有超力量，能明辨是非、奖善惩恶。从现象看，当神判以某种形式来指明判断的结果，如以手烫伤或身体是否得病来表明有罪或无罪，或者说有理或无理，这种现象是可以看见的，任何人不能作出第三种解释。“所以这种判断不仅具有非常明确的裁决性，而且具有很高的权威性，故有学者把神判称为‘最高的和最后的判决手段”’。[4]由于“神判的权威与灵验”，逐渐为人们接受，约定俗成，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公认的、明确的、规范化的操作程序。

　　（五）神判具有威慑、惩罚功能。由于人们对神判的崇拜、畏惧，在神判过程中，普遍会产生生理和心理上的痛苦，往往都会安分守己。而有争议的当事人在心理震慑下，基本上也会自动坦白。当然，神判也会使无辜者遭受伤害，造成冤案，面临着习惯法的惩罚。但是，神判的主持人既然是巫师或头人，就会有人为的弊端。例如，以手、足接触沸水、热铁等，一般都会烫伤。有的人不被烫伤，奥秘在于神判技巧。据说，苗族的巫师常用一种药物粘在斧子上，放入锅内，使锅里的水未到沸点也会沸腾，产生剧烈的气泡，让人以为水已烧开。因此，巫师可以通过一些技巧，来掌控神判仪式的进程和捞取时机。据1932年修撰的云南省《马关县志·风俗志》载：若发生失盗事件，嫌疑人又不肯承认，就请术人以捞油锅法判断。术人以细柴烧锅底，“当锅热而未沸腾之时，以清酒一碗加入，冷热相激，油酒不容，遂起泡沸。旁观者见此形势，皆谓油已腾沸。”实际上，油既未沸腾，这时也不再架柴。这时候，可放人铜钱，术人把钱捞出，以示无恙。然后，将钱投入油中，让嫌疑者捞之。术人再念“好人无恙坏人烂”之类的咒语。在这一过程中，有真害怕畏罪的；也有因油度渐增烫伤手的好人受诬者。所以，神判断案取决于巫师个人道德的差异，他们既可以如实地完成神判仪式，也可以舞弊陷害别人。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各民族普遍信仰神灵，人们真的相信做了坏事，会受到惩罚，巫师也不例外。在这种威慑下，做坏事的人可能会做贼心虚，惧怕受到惩罚。在举行神判之前，就可能承认罪过。而巫师或头人大都是些德高望重者，一般也会维护自己的权威，不轻易去陷害别人。

　　既然神判是将人与自然界诸神联系到一起，去调解人类社会的纠纷，那么就会使得神判具有仪式性、权威性、习俗性，以及惩罚、威慑等属性，与以后的法律形式相类同，具备了一定的社会功能。因此，神判作为一种集体意识，渗透到人们心灵深处，就有了存在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被人们普遍接受，逐渐形成了以神判作为外部表现形式，以人判作为实质内容的裁决形式，可以人为操纵，也可以为政治服务。

　　由于地理环境、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文化习俗的不同，各民族在神判种类、实施方法上有多样性。具体到藏族社会，藏族人民也有自己的神判习俗。在佛教传人藏区之前，西藏民间信仰主要是辛饶米沃且创立的原始苯教。从很多古藏文文献和古老的神话传说中，可以发现苯教对自然与人的认识，是以万物有灵为基础的，认为人、树木、岩石、湖泊、山川等都是有灵的，这就形成了藏族人民对神的崇拜，相应的神判文化也就客观存在，深深地扎根于藏族社会中。这对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习俗的形成影响非常之大。据土观·罗桑却吉尼玛的《土观宗教源流》记载，吐蕃第八代赞普止贡赞普时，从“克什米尔、勃律、象雄等三地请来三位苯教徒……其中一人以色绒、神言、活血等作占卜，以决祸福休咎。”这说明，吐蕃时期西藏地区就有神判习俗存在。几千年来，神判习俗源远流长，广泛流寓于藏族社会，深入藏族人民的心灵，形成共同的信仰。

　　这种神判习俗与藏传佛教理论结合之后，就典型地表现在藏族活佛转世制度上，体现出了神判文化的种种属性。藏传佛教自噶玛噶举派开始实行活佛转世制度后，到格鲁派兴盛时，形成了达赖喇嘛及班禅额尔德尼两大活佛转世系统。这种活佛转世制度在藏区和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寺院中颇为兴盛。据汉文和藏文史料记载，在清代，有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章嘉、第穆、帕巴拉、嘉木样、热振等著名的活佛转世系统。当活佛圆寂后，需要通过一系列仪轨来确认继承其宗教权力的转世呼毕勒罕（蒙语，即灵童，意为佛的化身），这就体现了神判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