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性与人性的对话 2

　　（二）二者之间的不同点

　　1、藏族人类起源神话独有的特质

　　（1）藏族人类起源神话带有最素朴的唯物主义色彩。

　　从地质学、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学等角色研究，我们可以找到藏族“猕猴变人”神话的产生是有现实基础的：第一，从地理学角度看，现今的雅隆河谷曾经是一片温暖宜人、植被茂盛的地方，其间生活着众多的猴群。第二，最新的考古发现材料已印证藏族的祖先中存在猴图腾崇拜者。“1990年在对拉萨曲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中，出土了一件异常罕见的附着于陶器上的猴面贴饰，雕刻的猴形象逼真，造型生动。这件猴面贴饰显然非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品当与曲贡人的精神生活及某种祖先或灵物崇拜有关……这件猴面贴饰的发现，表明猴与藏地远古人群的精神生活发生联系的时间相当早，至少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从这一事实看，猕猴和罗刹女结合繁衍藏人很可能是源自于一个土著的、非常古老的传说。”[6]原始图腾崇拜起源于原始人类的“泛神论”观念，是在自然崇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远古时期的人们相信“人与某种动物或生物有血缘关系，并把它视为氏族部落的祖先、保护神加以供奉和崇拜他们往往通过感性形式达到对世界的把握，以人格为模本创造各种图腾，其实这是人的生命意识的转嫁是人格同化的结果。”[7]从上述考古新发现和原始图腾崇拜的内涵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早期的藏族先民把猴作为他们的图腾来看待，因此自然而然地将自已的族源联想为是由猕猴演变而来。第三，著名藏学家恰白·次旦平措先生在《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中对“猕猴变人”的起源神话作了如下分析：“‘猕猴’是一种小猿猴；‘罗刹女’是一种居住岩穴以吸食其他动物的血肉而生存的猿类，并非‘魔女’或“妖女”。藏族人的祖先是栖居于雅鲁藏布江流域密林中以食果为生的小猿猴和居住岩穴以吸食动物血肉的大猿猴相互结合生子繁衍形成的，这种说法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8]第四，佟锦华先生在其所著的《藏族民间文学》中这样讲到“猕猴演化成人的神话与古猿进化成人的科学论断，自然只是偶然的巧合，它只不过是古代原始社会时期，氏族的图腾崇拜的反映而已，二者根本的分界线，就是劳动与不劳动的问题。但是，神话在叙述猕猴采食林中野果和收食野生谷类等情节时，却闪耀着一定程度的朴素唯物史观的思想火花。”[9]从上述这些材料中，我们不难发现藏族人类起源神话体现出朴素的唯物主义色彩。藏民族所创造的人类起源神话，从某种角度上讲几乎与达尔文的人类进化理论相吻合。

　　（2）藏族人类起源神话带有后期佛教思想的明显烙印。

　　到了7世纪，佛教传入西藏本土，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佛苯之争”后，佛教巧妙地将苯教的神灵以及神话中的神灵都纳入自己的神灵体系中，进行佛教化的阐释，关于“猕猴变人”的起源神话更是经历了明显的佛教化。从现有的史书记载情况看，“猕猴变人”的神话仅见于11～12世纪的藏传佛教后弘期的《玛尼宝训》、《五部遗教》、《柱问史》，以及14世纪后期和15～16世纪成书的《西藏王统记》、《贤者喜宴》、《西藏王臣记》、《汉藏史集》等藏文史籍。上述典籍里所记载“猕猴变人”的神话中已经有了明显的佛教改造的痕迹；首先是观音菩萨派猕猴到雪域高原修行，然后又命他与罗刹女结合，他们的后代是由六道轮回中的生灵投胎的，因个人生前的业力不同而面相各异、性格各异。另外，之所以安排猕猴与罗刹女的结合是为了使雪域高原具有三种功德：未来之时能使佛教常弘常存；普知识不断出世；利乐善业遍及十方。一些史籍中甚至直接称猕猴为观音菩萨的化身，而将罗刹女说成是度母的化身，这种说法是为了达到宣扬佛教思想的目的而进行的更直接的改造。“这一传说中的佛教成分明显是后来‘覆盖’上去的，是佛教徒人为的添加之物。”[10]佛教要想在西藏本土扎下根，必须让信仰它的众生们相信神佛的万能。因此把“猕猴变人”的古老神话改造成神佛以其绝对的无上法力创造藏族人类的祖先，其用意也就十分彰显了：唯有如此，佛教思想才能渗入到藏民族的心灵深处，才能使具有“无量功德”的神佛们安然无恙地高居法座，欣然接受全体信徒的顶礼膜拜和无限尊崇。

　　（3）藏族人类起源神话中“善”与“恶”对立统一的二元论思想构成了藏族文化的哲学思维基础。

　　在整个关于藏族人类起源的神话中隐含的是以猕猴代表的“善”与以罗刹女代表的“恶”之间的对立和统一。他们的后代大体上分为两类：属父亲猕猴的，性情温和、信仰虔诚、富有慈悲心、勤奋努力、出语柔和、爱做善业；属母亲罗刹女的则贪欲好怒、好盘算、喜争执、行无恒毅、无毒炽盛、喜闻人过、愤怒暴急。而人类恰恰是绝对的“善”（神变的猕猴）和绝对的“恶”（魔的化身罗刹女）对立统一的产物。“以善和恶为核心，有了白与黑、光明与黑暗、神与魔、现实与虚构、创造与毁灭等二元思想”。[11]这种善与恶对立统一的二元论思考构成了藏族文化的哲学思维基础，同时也对藏民族的“以善为美”的审美价值取向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藏族神话透露出辩证的对立统一的原始哲学意味，有一种理性之美…理性美来源于神话中的阴阳对立观……这种基于阴阳关系的对立统一平衡，是藏族神话美学、乃至整个藏族美学获得美感的重要原因，使藏族神话具有均衡、对称、稳定的形式美感和内在的凝聚力。”[12]

　　2、古希腊人类起源神话的独有特质

　　（1）古希腊人类起源神话中带有强烈的抗争精神，其精髓是西方“渎神”意识的具体体现和升华。

　　在古希腊人类起源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不仅是一个具有创造精神的天神，而且是一个富于顽强抗争精神、崇尚个性自由的英雄神，他的英雄行为和反抗精神都是围绕创造人类进行的。他不甘心充当宙斯的“忠顺奴仆”，而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因而在创造人类的问题上与主神宙斯之间产生了紧张的对立。这种对立，实际上体现了西方文化中深刻的文化心理：“渎神”意识。“‘渎神’意识在西方文化中有其深远的社会历史根源，古希腊人创造的世所罕见的丰富神话中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显著特点是神的多元化（多神而非一神）和神的人格化（神富有人情人性）。这使古希腊文化本身就具有渎神的因子。”[13]因此，古希腊先民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一个显著标志是他们重现世，而不重来世。神的优越性无非在于他们的神通广大和长生不老，但从德行上来讲，神不一定比人强，甚至不如人类，这种“渎神”意识的滥觞便是自普罗米修斯始。在古希腊人类起源的神话里所体现的普罗米修斯与主神宙斯之间的矛盾冲突，实际上是曲折地反映古希腊先民与大自然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和人类祖先顽强的拼搏精神。因此，古希腊人类起源的神话实际更像“人话”，不过是在借神的外衣，反映人类的思想而已。

　　（2）古希腊人类起源神话中体现出一种崇高的悲剧精神。

　　“悲剧性这一审美质素往往深刻地激活起人的深层激情，因为它表达了人的改造社会和自然、改塑人类自身结构的历史实践活动中必然经历的挫折、磨难和奋求，表达了人的主体性诸实践感觉历史地生成所必然饱尝的忧患的历史阶段。”[14]因此，在普罗米修斯身上所体现的深刻的悲剧性，决定了他是一个为了崇高的理想而甘愿献身的悲剧英雄，他的不懈努力和为了自由而进行的抗争精神体现了人所具有的最高神性，体现了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普罗米修斯式孤独的反抗”又开启了西方文化中崇尚个人奋斗思想的先河，成为西方文学乃至西方文化中最具有冲击力的文学母题和文化现象，同时还积淀为西方人崇尚自由、追求个性解放的民族文化心理。

　　三、结语

　　“神话虽产生于初民的想象，但是其中却潜藏着丰富的原始智慧和深奥的人文蕴涵。神话不仅是文学的源头，也是哲学思考的真正开端。神话用象征的故事的形式向后人传达着文明发生的永恒信息。要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学和文化特征，该民族的远古神话会提供最方便的透视角度。”[15]无论藏族还是古希腊民族正是凭借着自身创造的古老而灿烂的文化，不断前进，不断向新的更高的精神层次和理想迈进的。

　　[参考文献]

　　[1][11]丹珠昂奔，藏族文化发展史[M] ．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1。

　　[2]斯威布，希腊神话故事与传说[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3][15]叶舒宪，文学与人类学[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99．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z]：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13。

　　[5]班马文，藏族族源初探[J]西藏研究，1985，（4）

　　[6][10]石硕，藏族族源与藏东古文明[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26～27。

　　[7]伦珠旺姆，昂巴，神性与诗意[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18l。

　　[8]恰白·次旦平措等．西藏通史——松石宝串[M].拉萨：西藏古籍出版社等，1996：9。

　　[9][12]佟锦华藏族民间文学[M] ．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20。

　　[13]翁义钦主编，外国文学与文化[c]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9：44～45。

　　[14]刘小枫，个体信仰与文化理论[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8。

　　原标题 神性与人性的对话

（责编：王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