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格鲁派黄帽之起源及其历史演变 1

　　宗教服饰是藏族服饰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具有特定的宗教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所以相对于民间服饰依个人喜好随意设计的特点，其款式变化相对较小。本文主要以格鲁派黄帽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的方法来探讨格鲁派黄帽与苯教“嘎木则杰”（又称“胜尖白帽”）两者之间的联系，说明格鲁派黄帽来源于苯教的“嘎木则杰”，而非印度僧人阿底峡从印度带来。继而，进一步探析“嘎木则杰”的历史演化过程，以便人们更好地了解作为母体文化的苯教在宗教服饰文化上所表现出的多样性和特殊性，以及它对后期藏传佛教服饰文化的影响，从而揭示出一种服饰变更背后所隐藏的文化斗争及最终趋于融合的历史演化过程。

　　一、格鲁派黄帽的特点

　　格鲁派兴起于14世纪，创始人宗喀巴·洛桑扎巴（1357—1419）生于今湟中县塔尔寺附近。严格意义上说，他除了严持戒律的改革外，基本上继承了噶当派的教义及思想体系，故格鲁派又被称为“新噶当派”。宗喀巴曾以头戴黄帽的形式以示严守戒律，格鲁派僧侣自此皆戴黄帽，成为该教派的主要标志之一。格鲁派黄色僧帽的款式亦有区别，学富五明的高僧大德戴心形尖顶黄帽（图1），藏语称为“班夏”，即班智达帽；普通僧人戴鸡冠形黄帽，藏语称为“孜夏”。班夏呈心脏形，有尖顶，左右各垂一飘带似的长帽耳，尤以黄色氆氇织成者为多。班夏分“班仁”、“班同”两种，两者形状相似，但班仁帽的帽耳较长，只有精通大小五明，即十明的班智达才能戴，仅精通五明的只能戴班同。格鲁派认为班夏最早由阿底峡大师传入藏区，其心形帽尖象征佛法至高无上的中观道，两片长帽耳代表二义谛。藏传佛教僧人戴班夏表示具有最高的学识和学位，除了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外，还有备大教派的上师和各大寺院的赤巴、堪布以及一些寺院的活佛也可以戴此帽，其他一般的僧人则是不允许戴的。藏传佛教其他教派也戴类似的僧帽，但唯独格鲁派的僧帽均为黄色。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属于噶玛噶举派的仁蚌巴家族势力鼎盛时期，曾一度取缔由格鲁派主持的传召法会，禁止僧人戴黄帽。据说当时格鲁派僧人把僧帽里外做成两种颜色，外黄内红，在本寺内戴时黄色朝外，而外出时就翻过来红色朝外。格鲁派不仅将戴黄帽纳入教规，而且赋予它宗教寓意：“（黄帽）前端合掌双运齐，释迦化身着金黄；绒绒冠穗现佛祖，无计冠法八万；并兴福智资粮足，帽片两块二义谛；赤红帽缨似飘仙，镶边白线护法在”。①（注：杨清凡：《藏族服饰史》［M］，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212页。）

　　二、苯教“嘎木则杰”帽的特点

　　关于苯教“嘎木则杰”帽（图2）的原始出处，至今还没有看到与此有关的具体文献，只有一些零散的记载其宗教功用和寓意的经文类资料。由于历史原因，信仰苯教的教徒分散于藏区的各个·地方，因此，随地域性的差异，“嘎木则杰”帽在形状、颜色等方面也存在某些细微或明显的差别。笔者以青海省海南地区的一顶“嘎木则杰”帽做简要介绍。“嘎木则杰”帽，帽身主体呈白色，心脏形尖顶，颈较长前曲，帽身长约15公分。尖顶的帽筒中露出半截约2公分的用蓝布折成的多褶形蓝帽穗，帽筒口至向下2公分的帽颈用红色花纹绸缎做饰。正中的月牙形白色帽身前饰和边饰，即帽身正中的三叶瓣状的叉子形前饰对称于帽身两侧的两个莲花瓣帽耳，帽身的边饰整体略呈五莲花瓣状；其次是贴在叉子形前饰正中的约4公分的圆形铜镜；叉子形前饰的面饰分别由外围一圈1公分长的黑布段，然后是一圈蓝毛线，最内以深红色的氆氇面子构成。帽身两侧的两个莲花瓣帽耳，明显大于中间的叉子形前饰。其面饰分别由外围约1公分的一圈黑布段，其内边轧一圈红线，再内又是1公分半的一圈白布段，白布边又是一圈的蓝线，继而，又是1公分长的黑布段，以莲花瓣形层层向内推进，最里就是以红色花纹型的绸绢为表。整个帽子的边饰为1公分长的黑布段，该帽从侧面看像一个昂首起飞的大鹏鸟，因此，又称“嘎木琼雪”，即大鹏展翅式。②（注：郭哇格西旦增朱扎：《大乘觉悟道雍仲苯教常识》［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156页。）

　　三、追溯黄帽的起源

　　关于心形尖顶黄帽的起源，格鲁派认为最早是由阿底峡传入藏区的，但藏族的许多历史文献却证明班智达帽源自苯教。更敦群培大师在《智游列国漫记》中说：“在《布顿政教史》中，有贡巴饶色大喇嘛给学成而归的弟子鲁梅送行时，献上一顶摘取帽耳并涂上黄土的苯教帽子，还嘱咐他要时刻戴之这一说。那么，显然这是一顶涂上黄颜色，并摘取帽耳的苯教帽子。竹巴班玛嘎布也称：从大喇嘛献上该帽起，就有了戴黄帽的习俗。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尖帽的本源是来自苯教的一顶帽子。又如，仲敦巴等诸上师戴上尖顶黄帽，在班塘草原迎接阿底峡大师时，大师惊呼有鬼做惊恐状，故仲敦巴便把帽子和披风等藏起来的描述在各种传记中有所记载。那么，阿底峡惊恐的原因可能是该帽在印度及其中部地区比较罕见。但在孟加拉国东方的级闸工地方，有一位早期佛教消失不到一代的老人就谈到，他们年轻时看到僧人们经常头戴像刺一样锥形的尖顶帽，这一尖顶帽跟阿底峡大师与布顿大师所说的尖顶帽相吻合，或许这也有可取之处。不管怎样，我们早期戴的黄、红等各种尖帽，布顿师徒明确指出，黄帽本来不存在，由于大喇嘛师徒等的传承和发扬，故把这一传承的继承者格鲁派又称之为黄帽。除外，从该帽的形状及钩子形的顶都能明显看出它是一顶苯教密宗帽子”。③（注：更敦群培：《更敦群培文集》［M］（第二卷），西北民族大学（内部资料，藏文版），2003年，第65页。）笔者赞同更敦群培大师的推断，因为这种推断与苯教典籍《说冠琵琶之音》中的论述相吻合。虽然更敦群培大师没有指出这种苯教帽子的具体名称，但通过以上对格鲁派黄帽和苯教“嘎木则杰”帽的形状及特征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他指的就是“嘎木则杰”帽。首先，“嘎木则杰”帽就是一顶苯教密宗帽子，从苯教把自己称为“白帽教”这一称呼中，就不难看出该帽的地位和作用之显赫，尤其作为一名苯教持密者，此帽是必备的。其次，我们把“嘎木则杰”帽的帽耳及叉子形前饰摘除后与黄帽比较时，除帽顶有长短外，两者外形是很接近的，都呈心脏形。另外，依照上引文“摘除帽耳并涂上黄颜色”可知，黄帽的前身是有帽耳的，而且不是黄色的，这又跟嘎木则杰很接近。从时间段上分析，鲁梅于公元978年（藏历土虎年）返回卫藏，这一年也就是藏传佛教史上所谓的后弘期开端，而阿底峡于1040年第一次到达阿里等地区。显然，大喇嘛给鲁梅献帽至阿底峡到藏之间相差62年，经过大喇嘛诸弟子一代人的传承，想必黄帽已有所普及，所以，阿底峡见黄帽惊呼也就不足为怪了。

　　四、“嘎木则杰”的历史演变过程

　　苯教典籍中有关“嘎木则杰”帽的记载很少，因此没有具体的历史文献可供参考，但我们可以拿它的“高耸尖顶”等某些特点，用对比的方式在藏族早期的岩画、壁画中寻找其缩影。

　　1、从藏区早期的岩画及出土器物来看

　　我们推测早期（暂定为公元前1000年—公元6世纪）的服饰状况，可依据的材料大致来自三个方面①（注：李永宪：《西藏原始艺术》［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6页。）：一是墓葬或遗址中出土的少量装饰品、织物印纹及残片；二是大概属于这一时期的早期岩画中所见的人物形象；三是可能属于这一时期的部分金属饰品和小件金属器物，它们并非出自正规的考古发掘，而多系一些学者所记录描述。笔者分析的侧重点主要是藏区早期的岩画及小件金属器物，兼顾一些出土遗物。②（注：汤惠生、张文华：《青海岩画》［M］，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第167页。）就目前青藏高原岩画的考古断代而言，青海格尔木一带的野牛沟岩画点，它的直接考古断代应在距今3200年。在该处出现的一例（图3）“鸟卜巫师”岩画中③（注：张亚莎：《西藏岩画中的“鸟图形”》［J］，《西藏研究》2006年第2期，第2页，参见其中的图13、图15、16、18、19。），有一个身着长袍、头戴饰物的人，他的头饰明显看出像三莲瓣，由三块长方形板或其他材料拼凑而成，这使人马上联想到“嘎木则杰”帽的叉子形前饰。此画左上方有日、月，右下方为一头骆驼。类似的岩画在其他地方也多有发现，如藏北纳木错扎西岛一幅岩画中的鸟巫形象，这类巫师并不像西部巫师那样将羽毛插在头上，而是在朝上的“丁”字形的帽尖上戴着一个类似于“山”字形的头饰。青海海西州天峻县卢山岩画中，“一位手持弓弩的猎人，头戴类似‘山’字形的头冠”。对此，笔者认为他是一位苯教巫师在做法事。从帽子的形状上看，它跟侧立的“嘎木则杰”帽很接近。再看一下藏区岩画中并非常见的羽饰人物形象：塔康巴岩画中的一些人物头部呈三角形，也可能是戴三角形冠饰，头上、腰部都插上和披围着一些长长的羽毛，有的手中还拿着一个圆形物，估计是一个手持摇铃或皮鼓的巫师。有的头上戴着五齿形的冠状发饰（图4），这就让人联想到苯教发源地——象雄的“穹”（一种鸟）图腾。这个神鸟穹的形象，它突出的特点是头上长角，这种特点同样反映在国王的头饰上：“象雄十八王国王以名目繁多的甲茹为标志，成为象雄文化独特的内容之一。‘甲’即鸟，这里特指（百鸟王），即‘穹’鸟；‘茹’即角，合起来就是‘穹鸟角’，这是古象雄国王们帽子上表示他们权威的一种装饰。从藏文文献中看来，甲茹材料质地的不同表示他们的王权和社会地位的不同。在古代象雄，除了国王以外，苯教大师们的帽子上也有穹鸟角饰，以此来表示他们社会地位的不同。如苯教历史上就有被称为‘得到甲茹之八辛’的八位苯教大师”。④（注：才让太：《再探古老的象雄文明》［J］，《中国藏学》2005年第1期，第24页。）由此，我们可以解释前面的一些鸟巫形象岩画了。

　　更敦群培大师也说：“古代除汉族外的其他大部分地区的国王都有以羽毛做头饰的习惯，蒙古首领们习惯将羽毛不是直竖而是披肩式斜插在帽顶上，藏王们是否以羽毛做饰不清楚，但藏族武将们在头盔上做羽饰是比较常见的，因此，以羽毛做头饰是很古老的一种装束。”显然，上面的那些岩画证明，这种以羽毛做头饰的习俗在藏区也是由来已久的。那么，“嘎木则杰”帽上的山字形与这种插羽毛的习惯有没有直接的联系呢？我们不妨再看看与此有关的早期小件金属器物。意大利藏学家G·杜齐在他的《西藏考古》一书中，称“托架”一般发现于西藏高原铜石并用时期的墓葬附近。学术界目前也倾向于认为，这种小型青铜造像——托架应当属于早期金属时期（公元前1000—公元6世纪）流行于藏北地区的装饰物，可能与马饰品有关⑤（注：张亚莎：《西藏岩画中的“鸟图形”》，《西藏研究》2006年第2期，参见其中图19。）。它们往往表现的都是一只正在展翅飞翔的鸟（鹰或鹫）的形象。可以说是对“嘎木则杰”帽叉子形前饰的直接模版（“嘎木则杰”帽的前饰以深红色的氆氇为表，是不是在模仿红铜的颜色？我们的先人们后来是不是用易于获取的氆氇这种材质来代替了呢？）。依据以上的论据，笔者推测早期的小型“山”字形青铜饰件就是早期苯教巫师的一种帽饰物，但也不排除做马饰品的可能，因为在纳西东巴教的①（注：宋兆麟：《寻根之路——一种神秘巫图的发现》［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第124—125页。）《指路经》（图5）中，有与之形状相近的五股叉出现在君王或马的头上。依据早期岩画中的叉子形的头饰与象雄的“甲茹”头饰两者间的相似性，我们可以推测它与“嘎木则杰”帽的叉子形前饰间也存在着某种联系。原因：其一，这种头饰在早期岩画中的苯教巫师及象雄国王的头饰上得到体现。其二，“嘎木则杰”作为苯教的主要帽式，可能传承和保留有苯教原有帽式的某些特点。其三，从“嘎木则杰”帽的叉子形前饰与杜齐发现的叉子形“托架”、早期岩画中的“山”字形鸟巫头饰、象雄王国时期的国王及苯教师的“甲茹”头饰这四者的比较来看，它们呈一脉相承的传承特点，沿用了同一个主题，即“穹鸟”这一古老象征符号。

　　�垼�2、从吐蕃王朝时期及后期割据时期的壁画、塑像来看

　　吐蕃王朝时期的人物图像资料，目前所见的并不算很丰富，主要以吐蕃占领时期（即公元787—848年敦煌被吐蕃占领）的一些敦煌石窟部分壁画、绢画，以及藏区的一些古代旧建筑壁画、石窟造像等为主。在此，笔者主要以古代壁画中某些与“嘎木则杰”帽特征相近的头饰拿来与之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属于吐蕃占领时期的敦煌莫高窟洞窟共约57个，赵青兰等相关研究者将其分为早、晚两期，而吐蕃装束的人物形象一般见于晚期洞窟，目前已基本确认的有：158、159、237、359、360、369等窟。敦煌绢画②（注：海瑟．噶尔美著，台建群译：《7—11世纪吐蕃人的服饰》［J］，《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第4页。）《老度叉斗圣》（8世纪）源出敦煌，系伯希和中亚藏品，后于1954年在巴黎发表，但由于图源的问题，具体颜色无法考析。该画中人物与敦煌158、159窟吐蕃赞普形象相似，其中人物帽（或者说是头巾更为准确）的结束方式有所差异，图左中、右上之人于头顶将头巾交叉缠裹成细高筒帽式样，与敦煌壁画赞普像所见帽式及今天所见拉萨大昭寺、布达拉宫等处松赞干布塑像之“赞夏”帽类似，不过前两者帽尖明显向前弯曲下垂，与唐代诗句所谓“织成蕃帽虚顶尖”③（注：沈从文编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M］，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第257—262页。）的写实相吻合，而后者“赞夏”帽顶裹有一尊小佛。更敦群培大师也在《白史》中称：“在阿里及拉达克地区，迄今被传为法王后裔者，每逢新年等节令，他们身着称作古代服饰的衣服，佩戴称作赞夏的顶部细长、顶端有一个红绢缠缚的‘阿弥陀佛’称无量寿佛——引者注）绢面交错缠绕的尖顶红帽”④（注：更敦群培：《更敦群培文集精要》［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第134页。）。显然，这跟松赞干布帽顶裹有的小佛一致，都为无量寿佛。再看一下敦煌158窟《佛涅巢变》⑤（注：樊锦诗、赵青兰：《吐蕃占领时期莫高窟洞窟的分期研究》［J］，《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第4页。）。在158窟巨大的卧佛像足旁，绘有头戴各种王冠的各国王子群像，其中立于众王之首者即吐蕃赞普，有其像左上侧横条藏文题记“吐蕃赞普”为证。赞普头巾上的管状褶纹十分明显，头巾上还箍着三瓣形的王冠，巾角一端从右侧伸出。从三瓣形的王冠，笔者联想到早期岩画中的“山”形头饰，继而想到早期“山”字形的藏族称“托架”的金属饰件，还有纳西东巴教纳木依头上的叉子形头饰，最后就是“嘎木则杰”帽上的“山”字形饰件。这五件饰物与早期苯教存在着密切的联系。159窟壁画下部绘有吐蕃赞普及随从共8人像，赞普头缠管褶形红色长头巾，巾角从左侧伸出，红巾下露出裹着的一截白色头巾，头发用红色丝绸扎成辫子，然后在耳际结为发髻；身着三角形大翻领白色长袍，袖长委地，袖扣为褐色，衣左衽，左腋下可见袍带结，腰带上配有短剑。赞普身后两人或为其后妃之属，皆缠白色头巾，分别着黑、白色长袍。再看一下敦煌壁画中着吐蕃装的男供养人像，359窟北壁下端的几个男供养人，都是以红色头巾缠头，侧面伸出的头巾一角宛然可见，衣交领左衽长袍。⑥（注：杨清凡：《藏族服饰史》，第62页。）《册府元龟》载：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唐使刘元鼎入蕃与盟，见到可黎可足赞普（即赤祖德赞）“身披素褐，结朝霞帽首，佩金镂剑”，与上面所绘相同，所谓“素褐”乃是用未经染色的毛织物做的本色衣服。从以上图像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吐蕃时期赞普头饰的特点是：早期以白色毛料之类缠头做尖顶状，之后又以红头巾或丝巾之类的材料缠于白色高冠的帽面上居多。

　　我们再按时间先后对西藏境内的部分壁画和塑像做进一步分析。西藏查拉鲁浦石窟寺，位于布达拉宫西南药王山东麓，是西藏目前所见的唯一一座塔庙窟。据藏文史籍《贤者喜宴》载，此寺系松赞干布时来自弥药的茹雍妃洁莫尊所开凿。①（注：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69页，扎囊县扎塘寺。）据宿白先生分析，大概造于赤松德赞大力兴佛时期（755—797）。此窟内除了松赞干布戴有裹小佛像塔式帽外，吞米·桑布扎、禄东赞两位大臣也均戴塔式白色尖帽，足着高筒靴，与敦煌的壁画相互印证。再看一下古格王朝时期的壁画。古格壁画主要分两处，即拉康嘎波（白殿）和东嘎石窟。据目前的研究表明：东嘎石窟的年代上限（约13世纪），比拉康嘎波的初建年代（约16—16世纪中期）要早。最近笔者看过一本叫《象雄壁画》的画册，其中有一幅出自东嘎石窟的叫“国王与王后”（图6）的写实画②（注：年炘：《象雄壁画》［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第117页。），可惜国王的帽子周围部分已剥落，但依稀能看出其部分轮廓，帽子为尖顶白色，右边的三角形帽耳下半部分已剥落，帽檐用与项圈一样颜色的金属之类做饰，脱落的只能看出一小截，很明显帽顶有一小簇蓝色，跟笔者在海南地区琼毛苯教寺里看到的东巴辛绕所戴帽式有点接近，跟“嘎木则杰”帽也有相似之处。这里的藏王着白袍与之前的敦煌壁画再次相互印证，说明公元8世纪至13世纪，在多数情况下国王或赞普都是着白袍的，且头戴尖顶形帽子。

 

 

　　原标题 探析格鲁派黄帽之起源及其历史演变

（责编：王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