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我在宾州州立大学刘康教授的家里，与刘康就美国媒体对华报道议题和内容长谈了三天。我们不仅提出了“妖魔化中国”的命题，更提出了“中国加强国际形象建设”的建议。自那以后，“妖魔化中国”与“中国国际形象建设”成了中国对外传播界、学界和政策部门的热门用语。刚过去的不久，中央电视台军事节目主持人漆谦在清华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学术沙龙对我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录像访谈。她的问题继续围绕“中国的国际形象”不断提问。但是，时隔15年，从几年前的北京奥运、拉萨暴乱到乌鲁木齐暴乱，一直到最近的美韩的黄海演习，我越来越感觉到议程设置和话语权比国际形象重要。
生活在今天这样一个无孔不入的媒介时代，所谓国家形象等同于媒介化的国家形象。国家形象的改变是递变的，也是突变的。无论如何定义国家形象，国家形象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国家的实际状况，更不能等同于一国的软实力。
某国政府有时候会做出事实上正确但并不受媒体欢迎的决定。例如，中国在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上采取的政策和行动，往往在西方媒体上获得的是负面的形象。中国为了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社会安定、政治稳定在新疆、西藏、台湾事务上采取的政策和行动，在西方媒体上的形象是负面的，但不意味中国的行动和政策是失败的。一旦这个决定日后被证明是正确的，国家形象迟早也会得到修复。国家形象不是政策的最终目的。中国国家形象在西方媒体上的失败不等于中国软实力的失败，更不等于中国硬实力和影响力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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