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阿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至今那里许多地方仍是无人区。
　　这样的一个高海拔荒无人烟的地方是如何被解放的呢？近日，曾经参与当年战争的老同志杨昌要给读者讲述鲜为人知的一幕。———编者

　　1951年5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军独立骑兵师组成一支二百人的加强连队，协同师特务连，在安志明同志带领下，扛着红旗，骑着战马，浩浩荡荡从新疆于田出发，奉命去解放西藏阿里地区。

　　艰难的进军

　　当时，我是被派往加强连的宣传干事。尽管我们知道阿里条件极其艰苦，但是为了解放祖国大陆最后一块地方，大家感到无尚光荣。

    我们都作了充分准备，除武器弹药、手榴弹外，每人还带了够四十天吃的炒面以及皮大衣、皮帽、皮衣、皮背心、皮裤、毡筒、棉衣、棉被，负重140斤以上。大约走了五六天，经过了阿什库勒，进入了昆仑山区腹地，地势越来越高，风也刮得越来越急，给部队行进带来了很大困难。

    由于高寒缺氧，头晕恶心眼又花，四肢无力，难以喘过气来，两条腿酥软得迈不开脚。当时，我还以为是早上没吃饭的缘故，便用雪“炒”炒面使劲吃，可还是走不动。幸好这时传来口令，骑马前进。不知走了多长时间，也不知走了多少路，更不知叫啥地方，我们碰见了一滩清澈的水，也很避风，部队就在这里宿营，侦察参谋程仲英同志就将此宿营地取名为“暖海子”。从此以后，每天休息宿营的地方，我们都按地形和当时的情况命名埋衣山、野牛过夏、清水泉、看见烟、月亮石、鬼见愁、扎西得勒、党胜利等地名。这个荒漠地带无多少植被，给宿营部队生火做饭造成了很大困难。部队只好化整为零，以班、组为单位起火做饭，宿营后三个一伙，五个一团，撅着屁股吹火，边拧清鼻边揉面。我与陈改宜同志用缸子做饭，而最困难、最麻烦的是柴禾，蹲下身子捡几颗羊粪蛋，起身时眼冒金星，头昏脑涨。往往要走这坡，爬那梁，常要付出两个多小时的艰苦劳动，两腿像灌了铅似的，浑身软绵绵的，就像一台散了架的机器，折磨的人一点力气都没有了，若碰上野驴粪，便是大运气了。水烧开后，看上去沸腾，用手一试如同温水一般，做的饭都成了面糊。

     1951年5月21日，我们与 1950年进藏的英雄连，在藏北羌塘高原改则区的扎麻门巴胜利会师了。英雄连的战友们个个脸色黝黑、浮肿，但两眼都透着睿智的光芒。他们有的冻掉了手指，有两个同志竟失去了耳朵，在零下四十多度的天气里，饿着肚子，团结一心，坚持了一年多时间。组织科长李狄三（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刻有他的名字）等30多人，被“世界屋脊上的生命禁区”夺去了宝贵的生命。5月23日，我们两支部队开了联欢会，热烈庆祝“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十七条协议”为西藏的和平解放而欢呼的同时，为牺牲的战友举行了哀悼会。上级指示，部队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阿里骑兵支队，”休整了五天，开了誓师大会，在支队长安志明的带领下，部队又风餐露宿，继续在“房无一间，路无一条，飞鸟不到”的高原上前进！

    阿里高原的天气变幻莫测，刚才还是明朗的天空，倏忽之间就浓雾密云，鹅毛般的大雪飞舞，但最大的困难还是带的炒面快吃完了，要断粮了。死神时时刻刻威胁着我们，往往在睡觉时是好好的人，第二天早上不起来，喊叫不答应，一推便一动（因气压太低人死后是软的），用手一摸却冷冰冰的没一点热气，我们只好扒个雪坑，掩埋好战友，含泪再前进！营长朱少清说：“长征中挨过饿，打过不少恶仗，爬过雪山，走过草地，但像进军西藏这样艰苦的路，还是第一次遇上。”

    一天走着走着，远远望去黑乎乎的东西在移动，用望远镜一看，嗬，是一长串马队，但不见人影，连长崔象霖命令吹起冲锋号，带着机枪排冲上前去，一时间枪声、手榴弹声、喊杀声震天动地，那群马队没命的四处飞奔，有的中弹倒地，走近一看，却是野驴，战士们七手八脚分割驴肉，尽情地享受，剩下的都严格控制，计划食用，竟吃了十多天时间。因燃料不足，再加气压太低，驴肉煮得半生不熟，把我们的牙齿都吃松动了。这时，伴随着我们历尽千难万险的战马开始一个个倒毙了，原因是藏北高原的草很短很坚硬，如同钢针，生长在新疆的马匹很不适应，这种草吃的时间一长，嘴都给扎肿了，渐渐张不开口，眼睁睁看着战马饿死在行进的路上，战士们心疼地抱着马痛哭。这一来我们的困难更大了，可也解决了我们饥饿的问题，我们一边噙着泪，一边闭着眼睛痛苦地吞咽着心爱的战马的“血肉”。

     1951年6月20日，我们到达岗底斯山麓、狮泉河畔的阿里首府———噶尔昆沙（噶大克），这个专署所在地，只不过是几座用石头砌成的低矮的房子，附近也只有十来户藏民，遍地红柳丛生，荒无人烟。回想我们在新疆时，多次学习讨论如何进军噶尔昆沙，是白天攻取，还是夜间进攻，是佯攻还是猛攻，如何对待英国和印度巡警，如何接管和维持城市交通秩序，如何保护工商业不被破坏，如何恢复工农业生产，如今到了噶尔昆沙完全是另一番天地，可见我们对阿里的情况掌握得太少太不够。但阿里地区面积35万平方公里，人口3万，平均海拔 4500米以上，边防线长达 1000多公里，长期受英国、印度控制，人民过着贫穷落后的原始生活。支队在此与藏族同胞共 600多人，举行了盛况空前的“阿里各族各界军民庆祝和平解放大会”并向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发了贺电。次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作了专题广播。

    英雄连、特务连、支队直属单位留驻噶尔昆沙，加强连继续向普兰前进，于1951年7月15日到达祖国最西南的———普兰宗（县）。历时75天，行程 2200余公里，战斗英雄吴元华、爆破手曹庆林、特等射手夏洪全、劳动模范王庚忠等38名同志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长眠在雪域高原，他们无声无痕地留下了深深的足印，记录下中国历史的进程，记录下伟大开拓者的艰辛。

    守卫边卡

    普兰是阿里地区人口最多的一个县，有几处固定的居民点，从事农业生产，地处印度、尼泊尔、西藏三角地带，每年6月至9月，喜马拉雅山腰冰雪融化，印度、尼泊尔的僧侣都来阿里的玛法木错、康仁木其朝圣。两国客商也在普兰的并法、巴尔干等地架起帐篷，经营百货、食糖、大米，换取阿里人民的食盐、羊毛等，历史久远，已成固定习惯。随着经济的往来，边民的交往，侵略者的魔爪早就伸向阿里，更由于我军的到达，他们怀恨在心，不法分子常拍照我军的活动情况，绘制地图，窃取情报，贩卖毒品和枪制弹药，造谣惑众，挑拨藏汉关系，离间军民情谊，制造事端，怂恿群众，甚至发生火烧寺庙、杀死我方人员情况。为此，上级决定守卫强拉、顶尕拉、普什齐等边卡。

    我和排长强保同志受命带着一个班，一个通司，共20人，于 1951年8月1日到强拉边卡巡逻放哨，检查登记入境的外国人。我们在哨所插上五星红旗，头戴“八一”军徽，紧握手中钢枪，注视着远方，执行着神圣的使命，保卫着祖国的西南边疆。虽然每天野菜拌着四两炒面，吃不到一滴油，但个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

    “山高挡不住前进的路，雪深埋不住火热的心。我们守卫着祖国的边疆，决不让帝国主义猖狂”。

    强拉边卡，“天上无飞鸟，山上不长草，氧气吃不饱，风吹石头跑”。当地温差变化很大，夜晚零下30多度，放哨时皮带冻裂脆断，寒风刺骨，冷冻难熬，使人直打哆嗦。中午，骄阳似火，晒得灼人。下午，乌云突起，雷鸣电闪，狂风大雨夹裹着冰雹，铺天盖地倾泻下来，呼吸困难。

    开荒生产

    我军进驻阿里后，不进喇嘛寺庙，不入民房，露宿野地， 1951年6月至 1952年9月，整整13个月，部队给养供不上，每人每天只能分到四两炒面，没油没菜，地皮菜、野牲、草根成了主食，吃的是夹生饭，个个脸色发黄，指甲凹陷，浑身肿胀，且都患着夜盲症。

    阿里地区只有很少的一些农业区，种着为数不多的青稞，多数人过着原始的游牧生活，就是出多少大洋我们再也不能向他们购买炒面了。我们决定在普兰、日土（ 1952年剿匪进藏的一支队伍，后编为阿里骑兵支队二连，驻日土）开荒生产，解决部队口粮。“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展开三抢（抢开、抢种、抢成绩）运动”。实行任务到排，承包到班，定额到人，划分地块，收工丈地，晚上评比，公布成绩。就这样部队强忍饥饿开垦着全是大砂粒石、鹅卵石和碎石的荒滩，有时还得顶着凛冽的暴风开垦，开一分荒地是十分艰难的。战友们手上的老茧剥了一层又一层，血疱一个套着一个，吃饭时手连筷子都抓不住。紧接着的问题是没水浇地，普兰因灌溉问题，每年都有械斗致死致伤事件发生。为了确保粮食生产，也为了阿里人民的长远利益，部队从峡谷里引水修渠，虽说是五月的天气，早晨水里仍有冰块，但我们只用了一个月时间就新修水渠3条，全长50多华里，整修补修支毛、农渠40多条。普兰人民唱着：“渠道长、渠道宽、孔雀河水引来多打粮；解放军修渠引河水，普兰从此变了样。”40里的水渠，命名为“解放渠”。

    在收获的季节，寺院的僧人以及农牧民看着5斤重的白菜、4斤重的萝卜，脸上都泛起了笑容，边看边摸，并发出一连串的赞叹，伸出大拇指说：“解放军真行，说到做到，荒滩上能长出这样的庄稼是奇事。”

    只1952年、 1953年两年部队就开垦了 1100多亩地，收获粮食近20万斤，亩产高出当地四成，收获菜14万斤，可自给半年。同时，部队又把开好种过的 1000多亩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藏民，不仅把九万多斤粮食无偿贷给贫苦藏胞，还帮助政府、寺院种菜，帮助群众播种、锄草、送肥、浇水、收割、打碾。

（编辑：高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