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名：《天脊》

　　导演：赵鹏逍

　　片长：90分钟

　　主演：多布杰、宗吉、吉吉、德青卓玛、洛桑念扎、桑珠、斯迪措

　　故事梗概：

　　本片在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实景拍摄，历时4年。登山人有一个残酷的高山法则：一旦海拔超过8000米，面对失事的队友或亲人就只能“见死不救”，由此产生的人性碰撞与伦理矛盾发人深省。

　　在西藏登山队征服全世界14座8000米以上高峰的登山活动中，高山摄影师仁青被困在了珠峰上的冰裂缝中，妻子德吉和生死兄弟、登山队队长巴桑无奈放弃了营救。但下山后，他们却陷入了忏悔与纠结之中，无法面对仁青的儿子岗热。

　　岗热是新一代登山人，一直在追查父亲的死因。当得知父亲的尸体在珠峰上重现的时候，他决定冒险登珠峰，但母亲德吉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他登山。

　　岗热的女友卓嘎卖掉了甜茶馆，与岗热一起参与了一次商业登山。在珠峰上，他们同样也遭遇了高山法则，两难的处境同样摆在了他们的面前……

　　采访者：胡谱忠，首都师范大学文

　　学院副教授。

　　受访者：赵鹏逍，电影《天脊》导演。

　　胡谱忠：请你介绍一下制作《天脊》这部电影的缘起。

　　赵鹏逍：我第一次去西藏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还是一个文学青年，对朝拜的感觉很迷恋。我有个梦想，就是去看珠峰。1998年，我在北京电视台做导演的时候认识了一批搞极限运动的朋友。过了10年，他们又认识了西藏登山队的朋友，于是就想圆我们大家的一个梦，去珠峰拍一部电影。在与他们沟通的过程中听说了一些故事，其中奥运火炬手吉吉的故事很吸引我。吉吉的丈夫因登山而亡，吉吉为圆她丈夫的一个梦，自己又上了珠峰。这是我们拍这部电影的缘起。

　　但是在创作的过程中，传说中的高山法则，一下子刺激到了我。他们谈到，如果是在海拔8000米以上，就可以见死不救——这是登山界的一个法则，也是我拍这部电影的另一个缘起。可是，这个特殊情境下的人性主题，与登山队的职业形象不是很一致。到了西藏以后，我更加坚定了，影片主题就是探讨自然和人的关系。我一直认为，都市里的人是被异化了的。中国是一个特别讲究山水田园的国度，自古以来就注重自然与人的关系，西藏更是一个强调天人合一的地方，这些都激发我想去拍一部电影，表现在这种极致的自然状态下，人和自然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还特别想探讨登山的意义。中国自1960年开始第一次登上珠峰，西藏登山队也是那时候成立的，如今算起来正好是50周年。我曾问他们，站到世界最高峰到底是什么感觉，有人回答说：“感动。其实登山就跟回家一样，站在山顶上就觉得自己就应该站在那里，或者觉得登山就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我不知道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不让我登山我会死掉。”他们朴素的语言感动了我。当我们面对自然的时候，会意识到人类的狂妄和渺小。

　　另外，我特别认同西藏的生死观，就是“向死而生”。现代人每天活着就是考虑自己怎么能够利益最大化，物质上怎么能够节节攀升，可是西藏人不是这样的。在他们的价值体系里，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另外一种意义的开始，这点吸引了我。

　　胡谱忠：从技术角度来说，你的电影很喜欢用深焦镜头，讲究镜头内部的多层次意义传达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艺术电影特有的影像风格，与一般观众对《天脊》特定题材的期待会不会发生冲突？

　　赵鹏逍：拍登山片最容易做出的方案就是像国外的许多电影那样，比如《生死极限》。一般人理解登山题材，很自然地会认为镜头应该是快切的，那种几秒钟一换的快速蒙太奇，这肯定是在我们技巧能力范围内的。但是我选择反其道而行之。我与我的创作团队阐述的时候说，我们要做的不是一部登山片，而是一部走内心的电影，所以要选择另外一种更纯净的拍摄方式。我偏爱那种内在的张力，前景、后景，包括更远的地方，由几层的戏剧空间产生特有的叙事。但是它不强调、不渲染，这是我当时的定位。做得客观一点，也符合我对西藏文化的态度。我认为西藏人的生活有它的常态，这种常态不应该是一种奇观的展示。如果是炫耀的或者是奇观展示的，肯定有外在的音乐、充满了西藏特点的脸庞，有唐卡、藏獒，但我都放弃了。因为我觉得大多数人会那么做，我想做得独特，或者说，我想做得更人文一点。最后，我选择的是尽量考虑到长镜头，或者舒展一点，别那么匠气，那么专注于炫耀这些“异域风情”。当然这种定位就会影响到它最后的呈现。观众会发现，在电影里面，我极力把与登山相关的镜头控制在三分之一篇幅以内。

　　胡谱忠：电影看起来似乎做了不少改动。

　　赵鹏逍：对，有几次大调整，最后呈现的几乎与原始剧本完全不同。这其中的因素很复杂，当然这也是我们年轻导演的无奈，我想表达的没有完全表达出来。

　　胡谱忠：为什么没有用藏语对白？

　　赵鹏逍：当时送审时是母语对白，但是后来因多方原因改用了普通话版。我们也是希望影片能具备更有利的发行和放映条件。

　　胡谱忠：这个电影的投资应该不小，演员都是一些藏族著名演员。

　　赵鹏逍：对，我的运气还不错。当时整个西藏登山队都动员起来了，因为很多镜头必须在登山队拍摄。还有西藏话剧团，为了我们的拍摄，他们把很多下乡演出的任务都做了调整。还有拉萨的一个登山学校、珠穆朗玛峰大本营等等，动静还是很大的。在中国，这种题材好像是吃力不讨好，大家可能喜欢商业喜剧，喜欢那种大片、侠片，真正有文化思考的电影，受众群还没有完全培养起来。我觉得我们拍得还是比较纯粹的，但是观众不会因为你纯粹就买账。主流观众只在乎好玩不好玩，或者有没有笑，有没有哭。像我们这种不想让你哭，也不想让你笑，让你想点事的电影，观众就可能不爱看。

　　胡谱忠：在产业化的背景下，电影重视消费，西藏题材电影是否具备天然的“可看性”？

　　赵鹏逍：我本科在上海戏剧学院学的是文学，当我上了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以后，注意到导演系的缺陷是过分迷恋镜头，重视技术上的教育，缺少人文的涵养。我不太赞同唯技术论。把电影做得很炫、很漂亮并不难，那是技巧范围内的事，只要摄影师明白，剪辑懂，很容易做到。所以我想，能不能在文学和电影中间找到一种状态？我是比较推崇文字的，我觉得文字表达是高级的艺术，因为它不具像，能给人很多空间，有互动。所以我在思考，怎么能够在下一次做片子时兼顾一下。

　　胡谱忠：以后还会去西藏拍电影吗？

　　赵鹏逍：我一定还会去西藏，还会去拍。我的想法是在我有一定的影响力以后，做一个更纯粹的关于西藏文化的影片。我对夏尔巴人特别感兴趣，就是这群人像牦牛一样，把登山者送上山，他们是没有被人记住的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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