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僧伽服饰释义 2

　　（二）法帽

　　法帽，藏语叫“更夏”，僧帽的种类很多。意大利藏学家图齐先生的《西藏宗教之旅》一书以图文解说的形式详述了藏传佛教宁玛派、噶举派和萨迦派的帽子之种类及用途。［15］有不同类型和颜色的法帽，分别表示不同教派、不同级别以及不同场合顶戴。概括而言，各派僧帽可分作两类，其一是沿袭创始者或大活佛的法帽，如莲花帽（白玛同垂帽）、达保帽、格鲁黄帽、俄尔帽、黑帽、红帽等，这是该教派区别于他派所独有的；其二就是法会和修学时所戴的帽子，如格鲁派的菩提帽、噶举派的尖顶修性帽、宁玛派的“持明公冠”以及通人冠、鸡冠帽等。通人冠又称班智达帽，圆形尖顶，具有两片长长的延片（或称翅翼）。其中又分班仁和班同，精通大小十明学科的班智达才可戴班仁，精通小五明的只能戴班同，班仁与班同形状相似，只是班仁的延片长一些，班同的则短一些。据传班智达帽最早由阿底峡传人藏区，帽上装饰金线，其数目（1、2、3、5）取决于戴这种帽子的人所研究过经文集之数目，或者它可以证实对于十明学研究的深化程度。［16］各大寺院、各教派的赤巴、堪布、上师可戴这种帽子，有些寺院的活佛也戴此帽。鸡冠帽是藏区独有的僧帽，分卓孜玛和卓鲁两种，卓孜玛的冠穗是拢在一起的，而卓鲁是散开的，三大寺的执事，以及扎什伦布寺的密宗僧人和有学位的僧人戴卓孜玛，一般僧人则戴卓鲁。值得一提的是，格鲁派僧人的帽和冠都是黄色的，萨迦派僧人的是黑帽红冠，宁玛派各寺中，除赤巴、堪布及活佛外，一般僧人戴红色鸡冠帽。噶玛噶举派在平时的宗教活动中也戴鸡冠帽，而举行重大仪式时则戴夏查，一种形似孔雀开屏的帽子。

　　除此之外，僧人可戴的还有冬季骑马帽和夏日凉帽。冬季常戴平顶方形礼帽，夏天则戴没有顶饰的白帽和太阳帽“索格尔”（民间也称格桑斯友）。活佛夏季戴唐徐帽、金帽（空虚无际帽）等。

　　（三）鞋

　　鞋，藏语称“浪果”，一般为牛皮底的长筒鞋，形状为藏式原毡垫高腰靴子。以一块整皮做成的连底皮靴，靴尖上翘，称“夏苏玛”。职位较高的僧官则穿厚底翘尖、白缎靴帮花缎鞋“热松”。后藏扎什伦布寺的僧人穿没有绣花的“松巴鞋”。活佛、堪布、布达拉宫僧人、扎什伦布寺孜滚康僧人等穿厚底僧鞋。过去僧官穿做工精细的“加紧纳仁”和“加紧纳通”等。

　　（四）其他附属品

　　念珠，是僧人诵经、作法事时的主要法器之一，同时也是念佛号或经咒时用以计数的工具。有菩提子、莲子、水晶、珍珠、赤铜、珊瑚、象牙、核桃、檀木等各种不同原料制作的念珠。通常由108颗“相珠”和1颗金珠（“母珠”）和10颗银珠（又作“记子”）组成。一般僧人喜用红木和菩提籽念珠，将它缠在手腕上或佩挂在脖颈上。

　　另外，藏族僧人在腰前还要系一个漱口水瓶或净水袋“恰布鲁”，佩戴装有佛像或各类护身符的小盒子，以及呈圆形或方形佛盒“尕欧”。

　　总体上说，藏传佛教僧侣的服饰形态简洁朴素、庄重神圣，既遵循了佛教仪规，又体现了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通常情况下，藏族僧人着衣三层：第一层为贴身内衣，上身为大襟坎肩或汉衫，下穿内裙；第二层上身穿大襟短衣，下穿肥而长的系腰外裙；第三层披挂袈裟。三衣的搭衣威仪也要符合规制，佛制三衣必须圆整外，遮口、扭绑、拖地等皆不许可。僧裙的穿著，要求裙摆稍触脚背即可，不可太过下垂至地，坎肩背心需置于裙内。三衣色彩和着装方法上沿袭了印度僧人服装的特点，所不同的是藏族僧人未受比丘戒以前是不能穿有截割“田相”的法衣。藏传佛教各教派大致都如此。僧人离开寺院外出时，可以穿有袖的黄色或赭色色调的衣服，如立领对襟的“古热都通”就是藏族僧侣们常穿的一种出外服。①（注：据成都市武侯大街“赵大姐”僧装店店主介绍。）除三衣外，其他衣服与印度僧服有比较大的差异，如堆嘎、内裙及大氅等，主要是满足僧伽抵御高原严寒气候的需要。当然，也不排除其中一些衣饰的形式特征也蕴含着一些特殊的意义，以及不同地域产生的着装习俗和历史传承中赋予的文化内涵。在选料和服装制作上体现出因时因地性，质料选用氆氇、羊皮褐等面料。依戒律来说，动物皮毛不可以作为僧人衣料，但是由于藏地过于严寒，物产中也缺乏棉麻、绸缎衣料，使藏族僧人在衣着上不得不大胆变通，僧人在冬天不仅可以用毛料织物，而且可以着皮毛制品，如康区和安多僧人所穿羔皮堆察和羊皮长袍嘎仁。动物皮毛如鹿皮、貂毛等，只要不因杀生所取得的衣料，几乎都可以考虑。不过也仅限于少数高层僧侣，其多来源于赏赐，《钦定理藩部则例》卷五十九规定“扎萨喇嘛并由藏调来之堪布等，并准其服用貂皮、海龙皮褂外，其余喇嘛以下及呼图克图喇嘛等之跟役徒众，不准僭服。”［17］僧伽服装的差异因等级和职位高低而有所不同，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衣料质地、颜色、僧帽等一些细节。在藏传佛教僧伽服饰中，达赖和班禅的装束十分讲究，“冬帽以氆氇牛绒制成，其式上尖下大，色尚黄，更帽若笠，纯金以皮为之，内衣氆氇半臂，外衣紫羊绒偏单，以帛交缚于上，著锦靴或皮履，腰束帛如带，春、冬皆露半臂余。”［18］

　　三

　　宗教研究者认为：宗教不仅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而且是一种形态极为独特的文化现象。宗教服饰除能满足保护身体、御寒等基本的生存需要外，更强调它作为文化载体的功能，即它所具有的多重社会和文化意义。

　　首先，对个体僧人而言，僧侣服饰的意义是协助僧人谨记修行的根本原则和达成修行目标。僧人出家修行的目的是弃除现世烦恼和障碍（生出离心），证得无上智慧之菩提心，以明见真理而彻底觉悟。而解脱之路的基础就是严持戒律，如无著菩萨云：“戒如大地，凡动植矿物均依之而生”。要获得成就，就要遵循共同的行为准则和修行原则，破除障凝，净化意念，以戒定慧以成正觉。僧人的服装，尤其是法衣（袈裟）的意义与僧侣修行的终极目的是一致的。袈裟的本义是佛陀规定僧衣的用色，引申出来泛指“不正色”、“坏色”的僧人服装，后来袈裟也就成了“三衣”的代名词。根据佛祖的教化，袈裟“避青黄赤白黑之五正色，而用他之杂色”，只许用青色、皂色、木兰色3种“坏色”、“不正色”等。这3种色，是“袈裟”的如法之色，佛教僧人允许所有的13种衣服，①（注：《根本萨婆多部律摄》称为“守持衣”，即僧伽胝（重复衣）、郁多罗僧（上衣）、安陀会（内衣），此三服皆法衣、袈裟。还有尼师坛（卧坐具）、涅磐僧（裙）、副裙、僧柢衣、副僧柢衣、拭身巾、拭面巾、剃发衣、遮疮疥衣、药资具衣。 ）也都必须是坏色。坏色即杂色之意，其寓意出家人不著华美衣饰，僧服要求”好则不显奢侈，差则不伤威仪”。《律经》中对“三衣”的数量和来源都是有限制的，不当使用即要获罪，如过量受施衣舍堕、过期蓄衣舍堕、出寺离衣舍堕、持余衣舍堕等。［19］列在款式上，袈裟由许多截割布条缝合而成。传说是阿难得畦田启发而作“田相”衣，不仅可以从款式上区别于外道，同时其“田畔”状，希望僧人能够像稻禾一样，滋养不断，茁壮生长，然后以自身的能量利益众生。在藏区也有人解释为由释迦牟尼当年穿着别人丢弃的、补了许多补丁的衣服演变而来。②（注：椐四川理塘寺法相院丰持俄色·洛绒登巴活佛口述。）其意义也是希望修行僧人舍弃贪欲，静心修持，“除即时衣食，无须蓄财物”，对衣的要求，只要能蔽体御寒就行了。另外，“三衣”本身所具有的象征意义还有帮助修行者认识修行的内涵的功能。在不同场合依据修行的道次而着不同品级的法衣。如，祖衣是回忆八圣道支、七觉支、十力、四念住等三十七道品之所依；七衣是沙弥和比丘白天所穿的，由七片合成三条半，是回忆七觉支及反映其性质的念住等之所依；僧裙分五片合成二条半者，表示回忆五力。［20］可见，僧衣对僧人修行而言是一种方法，可以协助僧人理解修行的内涵。僧衣的穿著规定虽然是“戒”的范畴，但也是使僧人通过衣著方式去想象和感觉修行目标的牵引并达成终极目标的途径。物质本身是意义的载体，从这个角度理解，僧人的服装体现了佛教的内在精神，是佛教教理教义等抽象的东西具体化、感性化、形象化的方式。当然，遵守戒律只是修行历程的阶段之一，而不是最终目的，因此在修行达到一定的层次后，戒律也表现出不过分拘泥的外在形式。

　　其次，在僧团群体内部，僧服是身份认同的符号，也是区分内部派别的基本标识之一，同时，服饰的差异还呈现了明确的等级关系。在藏区，僧人除外出可以穿俗衣外，在宗教活动和平时生活中都必须着僧衣，“虽严冬常露两肘”已经成为藏族僧众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在这样一个有着共同认同基础的社会内部会因职级、地位和教派不同形成不同的僧伽群体，不同群体之间的僧伽服饰各具特点。袈裟和法帽属于敬礼法器，僧人受戒不同其所穿的法衣和法帽也不同，受沙弥戒，可穿“曲贵”，受比丘戒，可穿“朗袈”，在举行宗教仪式时，必须根据各自所受戒律穿法衣。［21］200多年前，周蔼联就写道：“喇嘛冬衣氆氇，夏衣细毪，一件价有四五十金者。其达赖以下大喇嘛，冬皆披貂鼠斗覆，帽则夏朱漆皮描金笠，冬用元狐或貂皮桃儿帽”，布达拉宫及四大寺僧人“或戴氆氇兜，右臂皆袒”，有职事之僧人则“穿有袖黄缎袍”。［22］一直以来，普通僧侣与高僧、活佛以及寺院管理者之间服饰差异是比较明显的，如上述主要体现在僧衣色彩、服装和僧帽等方面。藏传佛教内部历史地形成了一些宗教派别，各教派间在僧衣、裙和帽等上也有属于自己的服色特点，人们可以根据僧人的服色特点来辨别是哪一派的僧人，比如，宁玛派穿红色僧服，戴红色僧帽；噶举派穿白色僧裙和上衣；格鲁派则戴黄色僧帽。日常生活中僧人们的穿著差异并不显著，想要严格区分并不容易，有的差异仅在于教派间细微的着装方法、服装用料及色彩搭配，属于特定人群内部的差异。比如，苯教僧人的着装与格鲁派不同之处在于其袈裟衬里边为蓝色。在藏传佛教中，色彩的象征非常重要，往往是分辨和判定僧人地位、身份的标志，有相同的认同标准。格鲁派戴黄帽，意味着重兴戒律的决心，传说后弘期时卢梅等拜见大师喇钦·贡巴饶赛时，大师将自己戴过的黄帽赠给他，并嘱咐说：“当戴此帽，可忆念我。”从此以后，西藏持律大德们都戴此帽。后来，格鲁派把黄色理解为“像金子一样没掺杂其他的颜色”，①（注：据四川理塘寺法相院主持俄色·洛绒登巴活佛口述。）以表明格鲁派师承的正统。但是，不同教派对同一色彩的理解和运用不尽相同，这是显而易见的，在萨迦派中红色象征文殊，白色象征观音，灰色象征金刚，而在格鲁派扎什伦布寺密宗僧人之红色的上衣则是因为无量光佛也着深红色上衣的原因。有学者认为，藏传佛教僧侣穿绛红色的长裙、袈裟，是以卑贱的服色向神明表示忏罪，并表达终身苦行的意愿。［23］即便同一教派内部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自由性，虽然这不是深刻的差异，但也体现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规范。在格鲁派中存在的两个神咒派别，即上下密院，其僧人服饰有着不同的表面特征，上密院的教徒们穿黄色袈裟和浅灰色的靴子，而下密院的教徒们则穿深红色的袈裟和同样颜色的靴子。［24］

　　除此之外，僧团内部也因僧人的等级和职位的高低而穿戴质料、款式、颜色有异的僧装和法帽，主要表现在袈裟或上衣的某些细节，如缝制“田相”、是否有锦缎滚边、或镶饰吉祥图案等，在色彩上普通僧人一般为紫红色，活佛、高僧可用黄色；在质地和选材上等级高的僧人服材比较考究。由于文化传统和自然环境的差异，藏族僧人服装在物质材料上比印度更加多样，并且在禁用动物皮毛方面有所变通，不过僧装还是以绦、棉和氆氇为主，高级氆氇、丝绸及少量动物皮毛限于活佛和高僧或寺院的管理层。法帽的层级差异尽如前述。藏传佛教僧人服饰上这种严格的等级分层显然不同于印度和我国内地。

　　第三，从整个社会系统来看，僧侣服饰标识着僧与俗的界限，它是佛教的外在特征和标志之一。僧俗的区别主要在衣的款式、穿着方式和色彩等方面，一旦穿上袈裟就表明宗教职业者的身份，他同周围人群的关系也随之调整或重新建立，人们就会由他所得到的恰当的预设的角色来对待。对僧人来说，不仅可以减少来自外界设置的修行的障碍，同时对自身也是一种约束和监督。在藏族社会，藏传佛教僧侣是重要的群体，他们依存于这个社会，同时又通过一整套信仰体系和实践活动对它所属的社会产生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僧侣特殊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服饰行为不仅可以起到界分各个人群并规范行为的作用，而且能够有效地承担起调适心理等效果。如过去每年的三月初八和十月十五日为一年一度的夏季换服节和冬季换服节，全藏在这个时间开始换上夏装和冬装。为了体现僧俗有别，黄色和红色在民间是不能用在服装上，其原因就是它们是僧装的如法之色。马凌诺斯基说过：“宗教使人类的生活和行为神圣化，于是变为最强有力的一种社会控制。”［25］藏传佛教僧伽服饰作为外在因素也强化了宗教的神秘性和神圣性。在举行法会或“神事”活动中，僧人必须按照其身份、地位和所受戒律来穿戴法衣，在神圣庄严的气氛中，服饰被赋与各种象征意义，大大增强了藏传佛教作为宗教的感染力、影响力和表现力。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藏传佛教僧伽服饰是藏族人对佛教教理教规系统的理解与诠释形式之一，形成了独特的宗教服饰观念和特点。一方面，它直接继承了佛教的内在精神，强调佛祖的意志，传达了佛教的理念；另一方面，大胆地依循藏族的衣著方式和生活特点，将藏族文化与佛教意识形态有机地融合，使藏传佛教僧侣服饰的内在精神和外在形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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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2007－10－05

　　［作者简介］李玉琴（1970—），女，四川温江人，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四川师范大学副研究员，主要从事藏族民俗文化研究。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64）

　　原标题 藏传佛教僧伽服饰释义

（责编：王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