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在民和土族地区的传播与文化整合

　　原标题：藏传佛教在民和土族地区的传播与文化整合

　　从历史上的文化交流来看，各民族的文化交流通常是以宗教为媒介的，宗教的传播往往是文化交流的形式。探讨文化交流选择宗教也成为一种较为合适的途径，本文探讨藏传佛教对民和土族文化的整合，不仅有助于理解和把握土族文化形成，而且有助于指导制订土族文化发展的宏观方略，也是对土族文化研究的丰富和补充。

　　一、藏传佛教在民和土族地区的传播

　　“对于文化整合过程的任何清晰的理解都必须从一个有关传播的事实的了解出发。”因为文化整合大多发生在某种文化传播之后，产生于它们经过协调、彼此互相适应的时候。达磨灭佛后的十世纪初期，藏传佛教的余烬开始在青海海东地区复燃到“后弘期”时藏传佛教产生了许多教派，元朝时藏传佛教传入土族地区。15世纪，宗喀巴大师创立格鲁派，一些弟子首先在今民和地区建立了早期的格鲁派寺院。明万历年间，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两次来青海活动，更使格鲁派突破民族界限迅速广泛地传播到民和土族地区。这种情况下，民和土族地区兴建了许多藏传佛教寺院。在1652年第五世达赖喇嘛进京觐见顺治皇帝，被尊为藏传佛教领袖后，格鲁派跃居藏传佛教的统治地位。随着格鲁派势力大增，寺院数量剧增，达到了历史顶峰。喀地喀寺、宏化寺、灵藏寺是明代藏传佛教格鲁派在民和土族地区所建三大寺。喀地喀寺是明永乐年间由宗喀巴大师弟子绛喇嘛曲吉加布所建，鼎盛时期传有大小殿堂13座，寺僧数百人。历史上，三世达赖喇嘛亲临此寺巡礼，喀地喀寺因藏有宗喀巴大师自画像而蜚声藏区，有“不拜喀地喀，何来三大寺”的说法。宏化寺初由释迦也失第二次去京时途经今转导地区授记建寺，并加持地基，由其弟子释迦崔臣建一小寺。明宣德十年十月(1435年)，释迦也失在京去世，后将其遗体运回，修建灵塔供奉并发展成后来的宏化寺。灵藏寺是明永乐年间释迦也失去京途经该地，为传播格鲁派教法建成。另外有梧石沟寺(崖尔寺)、才旦寺、朱家寺、文家寺等近30座寺院，构成了民和土族地区密度相当大的藏传佛教传播网。寺院作为宗教传播基地和物质实体，见证宗教传播和信仰程度。进入近代后，青海藏传佛教继续受到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的支持，民和土族地区的藏传佛教仍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并延续至今。民和县的藏传佛教寺院主要分布在土族聚居的官亭、中川、峡口、前河、甘沟等乡。多数被拆毁的寺院于1980年后陆续修复，目前各寺规模、僧数不等，粗略估计有僧侣一百多人，其中有部分活佛。

　　藏传佛教在民和土族地区广泛传播并深深扎根，究其原因：第一，当时藏传佛教正处于上升时期，加上元、明、清等的极力尊崇和挟持，在民和土族地区得到广泛传播；第二，吐谷浑及遗裔与吐蕃(藏族)的关系，吐蕃崛起后，对当时的吐谷浑进行了长达百年的统治，吐蕃灭亡后，大量吐蕃部落在青海东部广为扩散，互相杂居、互相依存、互相渗透的交往方式为藏传佛教传入土族地区提供了被认可的社会文化基础；第三，与当时土族地区社会需要有关。土族社会中原先的萨满教、苯教已变得不足以表达和表现宗教需要，亟需新的表达形式，而藏传佛教的传入正好满足了这个要求；第四，民和土族地区正处于藏传佛教东向传播路径上。民和境内两条唐蕃古道均经土族地区，尤其是大河家渡黄河到民和三川官亭镇至古鄯一线，自1099年西夏李乾顺毁断炳灵寺黄河桥后，成为必经之地，藏传佛教沿此线向东传播时，兴建了灵藏寺、宏化寺等。最后，与民和土族喇嘛、土族来源有关。民和土族喇嘛从西藏、塔尔寺等学经回乡后传播弘扬藏传佛教。塔尔寺第三世杨嘉活佛曾拜从西藏学成归来的三川朱家格甘(高师)洛桑丹曲为师学习语法等。第三世杨嘉活佛对他的母寺——三川文家寺的发展给予极大帮助。另外，部分土族喇嘛常年来往于民和和藏区之间，起到了传播藏传佛教的作用，有“三川的喇嘛，陕西的客娃”的说法。据说三川喇家村、鲍家村的土族，原来是由黄南同仁迁来的藏民，他们的迁入同时也带来了藏传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