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在西夏的传入及其对西夏的影响

　　（三）对西夏文化的影响

　　藏传佛教对西夏文化影响巨大，西夏文化的许多领域都有藏传佛教的印记。藏传佛教对西夏社会生活的影响反映于西夏文化，为西夏文化注入了独特的内涵。“西夏与藏传佛教有关的文物主要集中在贺兰山、莫高窟、榆林窟、马蹄寺和黑水城等地。”[16]这些文物主要包括建筑、石窟、雕塑、绘画、佛经。

　　建筑：西夏把佛教置于国教的地位，必然促成佛教活动的繁盛，随之寺院、佛塔的修建兴起。典型的寺院有武威缠山亥母寺、贺兰山大度民寺等。佛塔有位于宁夏贺兰县一处寺庙废墟内的宏佛塔，此塔体现藏传佛教的特点表现于塔身以石灰涂体，并附以彩绘。建于银川贺兰山拜寺口的西夏双塔，其特征和装饰表现出浓厚的藏传佛教风格。特别是西塔造像内容为典型的藏密题材，有的专家认为其塔表塑形式从二层至十三层，将二十四僧侣、十六罗汉、八财神、十六护法金刚、十六供养菩萨、转轮王的七宝及佛前供品八吉祥，按佛教的地位由低到高的布局，同藏传佛教的法器曼荼罗有许多相似之处。[17]此外，西夏在黑水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还兴建了众多佛塔和寺庙，现在黑水城内外幸存的佛塔寺庙遗址20余座。

　　石窟、雕塑、壁画：西夏注重洞窟、寺庙的重修与改建。被称为佛教圣地的莫高窟、榆林窟中有西夏洞窟多处。“1964年敦煌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联合调查后，重新确定两地属于西夏洞窟的共88座，其中莫高窟77座，榆林窟11座。”[18]这些石窟中有数量大、种类多的西夏雕塑与壁画，其内容反应了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同时体现着西夏雕塑、绘画艺术的发展。西夏中后期，藏传佛教兴盛，随之西夏石窟艺术融入了藏传佛教的内容和风格，其中榆林窟最为典型。“第3窟的壁画是密宗的本尊大日如来和观音为坛主，顶部藻井是以大日如来为中心的坛样图。” [19]此外还有敦煌城南60公里的五个庙石窟中第一窟的壁画，拜寺口双塔、宏佛塔中的唐卡，黑水城出土的大批藏传佛教绘画。西夏藏传佛教雕塑以上乐金刚与金刚亥母双身像为代表。这些具有藏传佛教特色的洞窟、壁画、唐卡、雕塑，丰富了西夏艺术的内容，由此说来，藏传佛教的传播是西夏艺术呈现西夏、汉、吐蕃以及印度等多种风格的一个原因。

　　佛经：西夏藏传佛教的兴盛，必然造成了西夏藏传佛教经典的大量印制。这一方面使藏传佛教更广泛地传入西夏，在此基础上西夏将藏文译成汉文和西夏文，发展了西夏佛学的同时加强了与其它民族的宗教文化交流。西夏统治者推崇佛教，也注重对佛经的翻译，指派佛学大师组织专门人员进行译经活动。另一方面大量佛经的印制，促进了活字印刷术在西夏的传播、发展、运用。西夏文活字印本为佛典，此外也有雕版印本。西夏统治阶级为适应大量的印刷需求，在政权机构中设置刻字司，这使印刷业有了政府的支持与较为系统的管理。同样，浩繁的佛经也推动着西夏造纸业的发展。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注释：

　　[1] 唐嘉弘：《关于西夏拓拔氏的族属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2] 李范文：《论西夏党项族的来源与变迁》，《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

　　[3] 《宋史》，卷二八五《夏国传上》。

　　[4] 《隋书》，卷八三页《党项传》。

　　[5] 《新唐书》，卷二二一《党项传》。

　　[6] 《新旧五代史》，卷七四《党项传》。

　　[7] 《五代会要》，卷二九《党项羌传》。

　　[8] 《隋书》，卷八十三，《党项传》。

　　[9] 陈庆英：《西夏与藏族的历史、文化、宗教关系初探》，前揭书，第45、46页。

　　[10] 《宋史》，卷六十四《宋琪传》。

　　[11] 黄灏：《藏文史书中的弥药（西夏）》，《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

　　[12]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 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20页。

　　[13] 史金波：《西夏佛教新探》，《宗教》，2002年第1期，第34、35页。

　　[14]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前揭书，第141页。

　　[15] 史金波：《西夏的藏传佛》，《中国藏学》，2002第1期，第41页。

　　[16] 熊文彬：《从版画看西夏佛教文化艺术对元代内地藏传佛教艺术的影响》，《中国藏学》，2003年第1期。

　　[17] 何继英、于存海：《西夏拜寺口双塔影塑释诗》，（台湾）《历史文物》第十卷，第8期，2000年。

　　[18] 李蔚：《简明西夏史》，人民出版社， 1997年，第324页。

　　[19] 万庚育：《莫高窟、榆林窟的西夏艺术》，《敦煌研究文集》，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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