苯教在吐蕃的初传及其与佛教的关系

　　在藏族历史上，越往早期追朔，苯教的存在及其发挥的作用就越加明显，因而它对藏族文化产生的影响也就越大。苯教从象雄传到吐蕃以及后来与佛教产生的关系是学术界较少涉及的一个问题，本文就此进行一些探讨。

　　一、苯教的产生及其初传吐蕃

　　与所有宗教的产生一样，苯教的产生也与古代象雄社会的历史环境及其社会需求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上古社会，在青藏高原曾经有过各种不同的原始信仰，其大多数从教义、仪轨、历史及其社会功能都没有多少内在的和横向的联系，互不统属，各自为政。这些容不同、形式各异的信仰仪轨及其传统都有只属于自己的传承及其社会功能，它们与各个民族的各种原始宗教有一个共性，那就是，这些杂乱无章的原始信仰大多无非是一些驱邪治病、定心安邦的原始宗教仪式。这种状态在整个青藏高原没有出现一个统一的政权和疆域之前是可以和平相处的，甚至在象雄十八王国时期也可以相安无事，因为这样派别各异，各循其宗的状态与象雄十八王国称雄各地、割据一方的政治历史环境是基本相一致的。在这样的历史状态下，原始苯教作为当时的主要意识形态发挥了积极作用。藏史将当时形态各异的原始信仰通称为“苯”，即重复念颂之义。显然，这个定义是基于这些原始信仰在举行仪式时都要反复念颂各自的咒文这样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上，只是在区分这些原始信仰时在他们的称呼词之后加上“苯”字，如鲁苯、赞苯、神苯、塞苯等，以示对它们的区别。传统苯教史家将这些原始苯教统称为世续苯教(srid—pa—rgyud—kyi—bon)，现代的学术界将这些苯称为原始苯教。象雄十八王国也并非在同一个时期产生，更非源自同一个王统世袭，因而，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古代象雄部落的割据时期。这些各自为政的部落割据都由于各种原因而先后衰败，相继退出了古代象雄的历史舞台，其中穆氏象雄王室是一个维持时间最长，也是最强大的一个部落联盟政权。到了苯教鼻祖敦巴辛绕时期(大约三千年以前)，穆氏象雄王室已经继承到了第五代。随着象雄王室的扩张和发展，一个远古青藏高原上最大的部落联盟——象雄王国逐渐形成。它的崛起成为青藏高原上的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它以青藏高原的西部为基地发展起来，它的影响通过部落联盟的方式波及长江以西几乎全部的青藏高原。虽然现存的史料并不足以证明这个象雄王室与青藏高原的远东部分之间的政治统属关系，但至少可以确定今西藏自治区的远东部分曾经包括在象雄这个历史地理概念之中。尽管学术界对象雄王国是否真正统治过整个青藏高原尚存在疑虑，但至少在青藏高原西部的象雄王室一直存在到公元7世纪却是不争的事实。茨程坚赞说：“总之，从上部穹隆银城(khyung—lung—dngul—mkhar)至下部斜列加噶尔(shel一1e—rgya—skar)以上，南部冬卓纳布(dom一sgro—nag—po)至北部利齐冈仁(li—phyi—sgang—ring)，社稷为雍仲苯教之社稷，地域为王辛之地域，国王威武在上，辛师法力为最，中间律法威严，麾下庶民安康。”下部斜列加噶尔就是今天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丁青县的孜珠山一带。这个观点同样证明了象雄的东部包括了长江上游的康区。

　　对于一个相对比较统一的象雄王国来说，仅仅从政治上统一是完全不够的，政治上的扩张和征服必须伴随着文化上的统一，尤其是精神信仰上的统一。人类的历史经验早已证明，如果没有精神信仰上的统一，政治上的征服可能是暂时的，甚至可能是短命的。因而，随着象雄王国的建立和巩固，在各种原始苯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雍仲苯教应运而生。虽然关于辛绕弥沃的生卒年代和生平事迹有诸多不词的说法，尤其是苯教传统的文献和敦煌文献的记载有很大的差异，但对于他是雍仲苯教的创始人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却是没有疑义的。有关他的三部传记详细地记载了他的生平业绩。根据传统的苯教文献记载，辛绕弥沃是作为穆氏象雄王子诞生的，在部落割据时代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各种原始苯教的基础上，他创建了雍仲苯教。我们无法准确地知道他创建的雍仲苯教的许多具体的文化内涵及其形式，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他将各种原始苯教统一起来并让人们接受了它。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当然，雍仲苯教被接受为一个统一的宗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并非辛绕弥沃一代人就能完成，在他以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直至吐蕃王朝时期，原始苯教的很多内容一直是青藏高原文化舞台上的保留剧目，甚至至今还可以在我国藏区找到，但他们的角色不同了，比如，在苯教九乘的理论框架中，原始苯教的内容仅仅局限在四因乘当中，这在九乘理论的结构中仅仅是雍仲苯教的很小一部分，远不是全部。从政治的角度讲，象雄王国的统一需要一个人们普遍接受的统一宗教，即一个统一的精神信仰系统和道德准则来规范人们的价值观念，约束人们的行为方式，它的产生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既有助于人心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也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从文化的角度来讲，由原来互不统属的各种原始信仰逐渐统一到雍仲苯教名下，成为一个完整的信仰系统。雍仲苯教在象雄的发展持续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二、佛教始传吐蕃是桑赤赞普时期，而非拉脱脱日时期

　　按照传统的藏传佛教史记载，佛教第一次试图传入吐蕃是松赞干布的高祖拉脱脱日年赞时期。一个内盛宝塔、经书和咒文的宝箧在拉脱脱日年赞(1ha—tho—tho—ri—gnyan—btsan)时期从天而降，因为人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只好付之高阁。贵·循努拜的(vgos—gzhon—nu—dpal)的《青史》(deb—ther—sngon—po)认为可能是古天竺的班智达即学者带来的东西，由于当时吐蕃尚无人认识经书的内容和宝塔的含义，他们只好将这些东西留在吐蕃就回去了。《贤者喜宴》(mkhas—pavi—dgav—stml)甚至认为当时人们不知道这些属于苯教还是佛教，而且首先作为苯教的神物被供奉，然后才知道是佛教的。虽然当时吐蕃的四周早已经是流行佛教的地区，但在吐蕃尚无人认识这些东西也只好作罢。显然，说这些东西是从天而降，极有可能与吐蕃的传统信仰——苯教有关。不管怎么样，这些东西在当时的吐蕃没能产生什么影响是事实。传统的佛教史籍认为，这是印度的佛教第一次北传吐蕃的尝试。

　　但是，从苯教史料来看，佛教试图传入吐蕃的年代比这还要早得多。根据苯教历史文献的零星记载，茨程坚赞的《雍仲苯教志琦珠项饰》比较完整地描述了七赤天王中最末一位桑赤赞普时期，佛教曾经试图北传吐蕃的历史事实：

　　在佛祖释迦牟尼时期未曾教化的魔王阿蒙曲波(nga—men—chos—po)被驱逐到巨大的黑暗之中，因为他前世造孽和恶发邪愿之因，来到古天竺边境，身披人皮，手持金刚杵和法铃，蛊惑人心，游说雍仲苯教是谎言，故众生应信佛。说他有成佛之法，如想成佛，必须拜他为师。然后 将拜他为师的弟子们杀死并食之，将人皮和衣物藏匿于洞窟后说这些人已经成佛，远离尘世而去。还让有些人喝毒酒，几天后说他们逆缘未尽，无法超度，并将其食之。在色究竟天(vog—min)的辛绕弥沃为三十三界的神子丹巴多噶尔(tam—pa—tog—dkar)授予不忘陀罗尼法(mi—brjed—pavi—gzungs)之灌顶，加持其为言教之化身并令其降魔。该神子被生为净饭王之子，即释迦牟尼佛，他下凡降伏了阿蒙曲波，普渡众生，教化四方，成为慈悲的化身。由于受到佛苯斗争的影响，这个故事中的传教活动被妖魔化了，但手持金刚杵和法铃的法相无法掩饰他们的宗教归属，有意思的是最终降伏这个妖魔的又成为佛祖释迦牟尼。更重要的是，这些佛教徒的活动发生在吐蕃。显而易见，虽然这个故事已经因为后人的加工而变得面目全非，但是，其中的核心故事是佛教曾经试图北传吐蕃，但因遭到苯教徒的抵制而未能如愿。从这样的历史记载来看，佛教最早试图北传吐蕃的历史年代应该是桑赤赞普时期，而不是佛教文献记载的拉脱脱日时期。那是藏族历史上佛教和苯教的第一次文化冲突，其结果是以佛教的败北而告终。其主要原因应该是佛教的北传遭到了苯教势力的极力抵制，加上没有得到吐蕃王权的支持，北传吐蕃的政治条件尚未成熟。拉脱脱日时期应该是印度佛教第二次或者第三次试图北传吐蕃，至少目前可以接触到的历史记载是这样。从文化的角度来看，由于苯教作为本土宗教在西藏拥有的正统地位和根深蒂固的信仰基础，在公元7世纪以前的几次北传吐蕃的尝试都以失败而告终。

　　除了上述记载以外，《世续题解详传》也记录了佛教在吐蕃的踪迹：“止贡赞普为野居神(thevuring)宁务尔(snying—u—wer)的化身，佐曾噶尔(gtsod—tshim—dkar)做他的古辛，止贡赞普时期吐蕃几近崩溃，佛教也曾出现在吐蕃”。“因施佛的止贡赞普被弑，佛教未能在吐蕃传播。”这同样说明，佛教试图往吐蕃传播决不仅仅是拉脱脱日年赞时期。当然，根据现有的资料，我们尚无法判断上述止贡赞普时期的佛教是桑赤赞普时期佛教在吐蕃传播的延续呢还是另一次新的尝试，因为桑赤赞普的继任者就是止贡赞普。另外，因为止贡赞普被弑，佛教在吐蕃未能传播，这说明他是支持佛教在吐蕃的传播的，那么，他的被弑是否与他信佛和支持佛教有关呢?这种说法并非没有道理，因为那时候印度的佛教早就绕道西域传到中原并得到相当的发展，也就是说，佛教文化对吐蕃已经形了包围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