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在西夏的传入及其对西夏的影响

　　二、藏传佛教对西夏的影响

　　藏传佛教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它的传入和发展对整个西夏社会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现就其对西夏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的影响略作论述。

　　（一）对西夏经济的影响

　　西夏在自给自足的基础上注重榷场，互市贸易，在与宋、辽、金的对抗与和平中辗转生存，建立起适合西夏发展需要的经济结构。藏传佛教在西夏的传播和发展，对西夏经济产生了很大影响。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支持，耗资巨大的佛事活动经常举行。崇宗时重建凉州护国寺和佛塔，竣工庆典“诏命庆赞，于是用鸣法鼓，广集有缘，兼起法筵，普利群品，仍饭僧一大会，度僧三十八人，曲赦殊死五十四人，以旌能事。特赐黄金一十五两，白金五十两，衣著罗帛六十段，罗锦杂幡七十对，钱一千缗，用为佛常住。又赐钱千缗，谷千斛，官作四户，充番汉僧常住”。[12]仁宗崇信佛教，购置佛典，翻译佛经，修建佛寺，改建石窟，延请高僧前来宣传佛法，从事各种佛事活动。仁宗乾祐十五年“刻印《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肯命国师、法师、禅师，及副判、承旨、僧录、座主、众僧等，烧施结坛、摄瓶诵咒、作广大供养、放千种施食、读诵大藏等经、讲演上乘等妙法、大截截、作忏悔、放生命、喂囚徒、饭僧设贫等诸多法事，印施经番、汉卷51000余卷，并彩绘功德51000余帧，数珠不等51000余”，“天庆三年皇太后罗氏又于大祥之后，发愿印施《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许愿在3年之中，作大法会烧结坛等3355次，大会斋18次，开读经文：藏经328藏、大藏经247藏、诸般经81藏、大部帙并零经5548178部，度僧西番、番、汉3000员，散斋僧30590员，放神幡171口，散施八塔成道像净除业障功德共77276帧，番、汉《转女身经》、《仁王经》、《行愿经》共93000部，数珠16088串，消演番、汉大乘经61部，大乘忏悔1149遍，皇太后宫下应有私人尽皆舍放并作宫人，散囚52次，设贫65次，放生羊70790口，大赦一次。”襄宗应天四年散施佛经并作广大法事，烧施道场等作1758遍。[13]除皇室外，上至高官显宦下至普通百姓都不同程度地作法会，印佛经。佛事活动必然带有某种祈求性质，西夏后期佛事活动更多，这也反映了在国力日衰的情况下，西夏凭借佛事活动对平安的祈求，例如应天四年有67000余僧人参加的斋会就有此祈求免灾获福的性质。
　　
　　藏传佛教在西夏发展的过程中，就经济而言耗资巨大。各种佛事活动频繁进行，表明了西夏政治上层将安邦定国、祈求福祗的希望，一定程度上寄托于神秘力量之上。一切佛事活动虽使西夏很大程度上笼络了各阶层人们的思想，却由于资财不足，军事方略有误而难以抵抗蒙古军队的进攻。

　　西夏崇信佛法，可以说西夏佛教的兴衰记录了西夏国力的兴衰。藏传佛教在缓解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一稳定、精神信仰、发展艺术、弘扬文化方面贡献巨大，但西夏后期频繁铺张的佛事活动对日益困顿的西夏经济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西夏后期藏传佛教的发展使西夏统治者愈加迷恋崇信神秘的力量而忽略了国富民强的基础是发展生产，积累厚实的物质财富。因此说西夏后期铺张的佛事活动不仅与事无补而且加重了西夏人民的负担，客观上加速了西夏的败亡。　　

　　（二）对西夏政治的影响

　　藏传佛教被吐蕃、党项等民族接受，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利于西夏笼络社会各阶层，协调与邻邦特别是吐蕃的关系，因此说藏传佛对西夏政局的稳定在思想上作出了贡献。此外藏传佛教的发展完善了西夏职官制度。

　　西夏佛教兴盛，统治者在其统治机构中设功德司，管理全国佛教事务。西夏中央机构中共设有两个功德司，即僧人功德司和出家功德司。同时西夏还有一套管理寺庙僧人的职称和制度。

　　西夏僧官制度是西夏职官制度的一个重要补充。西夏僧官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别之处是设立帝师，开创了中国历史王朝中封设帝师的先河，影响了后世元朝对帝师的设立。西夏所封帝师虽少但都是当时地位最高、学识渊博、著述浩繁的大师，主要成就是专著经典。西夏帝师由藏族高僧充任，“西夏先觉帝师生平不祥，非汉人、也非印度人，亦非党项人。从西藏僧人在西夏特别是西夏后期的地位来看，很可能是一位藏人。”[14]帝师主要注目于佛学领域的研究与著述。“西夏三位帝师未在同一文献中出现过。可能西夏王朝同时只封一位帝师。这三位帝师的传承顺序可能是贤觉帝师、慧宣帝师、大乘玄密帝师。”[15]三位帝师佛学造诣深厚，他们的经典解释，发展、弘扬了佛法，在他们的影响下西夏佛学经典著述成就突出，更加促进佛教在全国的推广。佛学理念将人们驯化为安于现状的顺民，让他们将希望寄托于来世，这对西夏政局的稳定无疑意义深远。

　　西夏政府机构中帝师之下设立国师，所封国师较多，其封号各异。佛教为国教的地位决定了西夏政府中管理佛教事务的机构在政府机构设置中地位也很高。西夏管理佛教的机构为僧人功德司、出家功德司。功德司为次等司，地位仅在中书、枢密以下，而国师为这两司的主要负责人。他们主要从事转译佛经，主持佛事，管理佛教功德司事务。例如：白法信是景宗时主持译经的国师，沙门智冥是仁宗时集经的兰山通园国师，宗律国师仁宗时在大度民寺作过大法会，武威亥母寺洞遗址乾定申年典糜契约中放货的瓦国师。这些国师各行其是，在西夏佛教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有力地影响着西夏政治。

　　西夏在国师之下还设立法师封号，所封法师较多，但与国师有相似的特点是藏族法师较少。西夏尤以中后期佛教盛行，出家僧人众多，但对僧人的管理井然有序，这集中表现于《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对教佛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的规定。这种以国家法律条文的形式对佛教徒严格而细致的规定无疑也在客观上补充完善了西夏职官制度。此外，在外交上加强了与吐蕃以及周边国家的联系。公元1159年，仁宗派遗使者到西藏，延请噶玛噶举教派始祖都松钦巴。都松钦巴因故未来，派其大弟子格西藏琐布，带佛经、佛像随使者到西夏传教，仁孝奉其为上师，并组织专门机构翻译他所带来的佛经。

　　西夏僧人在政坛上不如元朝那样占据大部高贵显位，但也有一定的地位。藏传佛教僧人在西夏主要活动于佛学与法事活动中，而对政界并无大规模涉猎，因此藏传佛教思想对西夏政治思想、军事思想的影响不如对蒙古军队的政治思想、军事思想的影响强烈，西夏在政治、军事上仍然喜于征战、掠夺，与周边民族战事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