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乙：京城寻觅民族团结的历史证言（一）雍和宫《喇嘛说》

　　舒乙像父亲老舍先生一样深深地爱着北京，爱着北京的山山水水，爱着北京的一草一木，乃至爱着现存于北京城内刻有藏字的石碑和藏式建筑。他用8年时间，寻访、考证京城刻有藏字的石碑和藏式建筑后，即兴创作了散文《见证亲密——寻访北京刻有藏字的石碑和藏式建筑》，引起极大反响。

　　舒乙在北京城内一共找到了15块刻有藏字的石碑，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没有想到北京会有这么多，完全没有想到。”“这不是一组绝佳的好教材吗？”只需将那些不明真相的人带到这批石碑面前，让他们自己看，他们立刻就会明白，西藏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会立刻明白，藏传佛教（喇嘛教）在北京原来备受尊重和重视。

老舍之子舒乙先生

雍和宫内的《喇嘛说》石碑

　　原标题：舒乙：寻觅民族团结的历史证言

　　那一年，他寻访北京城内刻有藏字的石碑，只是寻觅，不为祈福。

　　那一天，他走进雍和宫，凝视着转经筒，思绪飞得很远很远。

　　那一刻，他伫立在刻有藏字的石碑前，似乎听见六世班禅诵经的真言。

　　那一瞬，他抚摸石碑上的藏文，感觉里，历史是那样的厚重，指尖是那样的温暖。

　　那是一次偶然的机会，舒乙和往常一样来到北京的雍和宫。雍和宫是喇嘛庙，是藏传佛教的圣地之一，对舒乙来说，此次前来是要看雍和宫的历史、政治影响，尤其是在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中的作用。说到雍和宫的历史，对雍和宫颇有研究的他如数家珍：“雍和宫的特殊之处和它的历史背景有极大的关系，它的前身是王府，是雍正当皇子时的府邸，一开始叫贝勒府，后来升为王府，雍正继位当了皇帝后，是皇帝行宫，正式赐名‘雍和宫’，雍正驾崩后曾在此安放其梓棺，以后10年供奉过雍正的影像，在乾隆九年时正式改为喇嘛庙，成为皇家第一喇嘛寺院。这个改变有重大的政治意义，雍和宫从此成为乾隆皇帝坐镇北京管理蒙古、西藏广大地区政务的总指挥部。”

　　在舒乙眼中，雍和宫皇帝御笔的匾额，精致的佛像、唐卡、经卷、佛教文物，六世班禅大师和七世、十三世达赖喇嘛来京时的遗物，密宗造像，佛教节庆等都很鲜活，珍贵。但真正引起他探究兴趣的还是那些长眠在外、并不引人注目的石碑。他清楚记得，那块名叫《喇嘛说》的石碑立在第一座大殿之前。殿前，有一座大碑亭，立在甬道中间，这块被称《喇嘛说》的大型石碑有4个面，分别用4种文字刻着乾隆皇帝写的一篇论文《喇嘛说》，该文对喇嘛教的来源、教制、教规作了详细论述。在对这4种不同文字解读后，舒乙作出独自的定论：“这可是一块泄露天机的石碑，有着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物价值。”于是舒乙再度驻足，在不能抄写全文的情况下，用随身携带的照相机将其文字拍摄下来，拿回家放在电脑中处理后一次又一次地解读，在经过大量的查找资料、走访专家、反复研究论证后，他认为这块石碑内容披露的是执政者安邦治国的心得。“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一句道出了喇嘛教安定蒙古各部的重要性，说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央对西藏行使主权早就有了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措施。

    此外，御制《喇嘛说》除见于雍和宫碑文外，还见于《清实录》、《乾隆御制文集》和《卫藏通志》等史籍。它是乾隆皇帝辑藏安边、治国安邦的重要政策和策略的体现。

　　也许正是这一潜心研究所悟，决定他在寻觅石碑的道路上一发而不可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车步结合，足迹踏遍了京城的所有景点、大街小巷以及窄小的胡同，目的是寻找更多的有关民族团结的历史证言。

（责编：翟新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