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拉先 （译）

　　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教授

　　有些东西方神话研究学者认为，神话更接近事物的本性和状态。据藏族史料记载，在拉脱托年赞之前的二十七位赞普，都以仲、德和苯三者辅助执政。这里的“仲”中也包含了神话，请问您怎样看待苯教的神话？

　　我对藏文中使用“神话”这一概念的方式不太赞同。因为在英语中神话一词称为“myth”，在汉语中称为“神话”，而在藏语中这一概念在远古时代就已存在，普遍称其为“lha rabsལྷ་རབས”。既然在藏文中有与其对应的词汇，那么我们就不必多此一举地将其译为“lha sgrungལྷ་སྒྲུང”。再者将神话译为“lha sgrungལྷ་སྒྲུང”一词中的“sgrungསྒྲུང”字，在藏区由于格萨尔王传（ge sar sgrung）的深入人心，使得“sgrungསྒྲུང”字已具有了固定的概念和内涵。虽将神话译为“lha sgrungལྷ་སྒྲུང”，但在藏族实际生活和文献文本中，不仅难能找到与这一概念相对应的神的说唱史诗，而且也没有如同格萨尔王传般进行讲述的与神相关的文化形态。 另外，史籍中记载的仲、德和苯三者中的“仲（sgrungསྒྲུང）”与现在所说的“sgrungསྒྲུང”，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上也不尽相同。我在翻译英语中的“myth”时，会译为“lha rabsལྷ་རབས”。研究生们在撰写与其相关的毕业论文时，也建议他们使用“lha rabsལྷ་རབས”这一词汇。将神话译为“lha rabsལྷ་རབས”，其价值在于，该词汇本身就含有某种信仰意味。譬如藏族上古史中人们对天的崇拜；众神从天界下凡人间所暗含的神的历史，可以窥见在上古先民信仰中，他们对于天、地和世界的认知；以及什巴初卵中衍生众生等观念，都属于这里所说的“lha rabsལྷ་རབས”范畴，都暗含了远古时期的信仰文化。再者，“lha rabsལྷ་རབས”中还包含了历史。我们谈及聂赤赞普之前的历史时，很难做一个详尽的描述。而后来发现的一些与“lha rabsལྷ་རབས”相关的文献资料中，就有藏族史籍没有记载的雅拉达周（ཡབ་ལྷ་བདལ་དྲུག）等方面的资料。这些资料虽为“lha rabsལྷ་རབས”文献，但记载有上古史的一些历史信息。从文学角度审视“lha rabsལྷ་རབས”的价值可知，在远古时期因没有文字，所有历史都以口头形式传承。在传承过程中，由于没能以文字记录，使得历史内容与“lha rabsལྷ་རབས”结合而发生变异，而这恰恰对浪漫主义文学创作方法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因此，从文学角度看，“lha rabsལྷ་རབས”也显得很重要。

　　依照考古学研究成果可知，公元前350年之前，青藏高原的农业文化和手工艺等非常发达，这说明了在远古时期藏族社会已步入了文明时代。但在佛教后弘期之前，因没有大规模记载撰写藏族历史的现象，使得我们还原藏族远古时期的宗教历史及语言文字等难度较大。之前您的论文《藏文起源新探》和《佛教传入吐蕃的年代可以推前》在藏学界反响较大，将藏族文明向前推进到一个较高层次。从这两篇论文可知，您在应用大量的佛苯两家文献资料基础上进行研究时，不仅没有宗派偏见，而且还有较强的批判精神。当今的史学家们，若借助佛苯两家的文献资料，藏族历史中的某些断代史是否需要重写？您能否给予解答？

　　关于七世纪之前是否有文字方面，在学界众说纷纭，分歧较大。其中的两个主要观点是一为有文字，一为无文字。不管怎样，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发现一本七世纪之前的文字文本。因此，要完整叙述七世纪之前的藏族历史时会面临很多困难。但需要充分重视的是，虽没有七世纪之前撰写的文献资料，但以口头形式传承而来的远古历史却较为丰富。这种代代口耳相传的民族口头史，在国内外学者中受到了青睐。从藏族历史来看，自松赞干布始，随着藏文字的普及而有了撰写藏族历史的先河。在记述远古史或松赞干布之前的历史时，将大量代代相传的口头史载入了史册。约在一个月之前，我意外获得了一本古藏文历史文献。这部历史文献源自古象雄疆域之阿里扎达县托林寺西侧山脉的一个岩洞，从其内容来看，可以确证撰写于佛教传入藏地之际；从作者的信仰来看，属佛教徒。在这部历史文献中，载有大量的藏族远古口头史。譬如金银制作工艺及这个工艺源自哪个时代和哪个赞普等等。这部历史文献虽撰写于佛教传入藏地之际，但记载了大量远古时期的历史。再譬如说，我们在谈论象雄历史时，其信息大部分都来源于口头史，而非象雄时代的文本文献。因其故，可以说在口头文化中就有远古历史事实。有些史籍撰写于佛教后弘期之际或之后，其中有些作者应用了一些我们现在无法看到的文史资料，很明显他们是在参考当时的文史资料基础上进行了撰写。萨迦索朗坚赞所撰的《西藏王统记》中，在记述松赞干布之前的历史时，提到“若要了解松赞干布之前的历史，请参阅羌吉顿巴·喜绕奔撰写的《如意树》”。如今我们虽无法看到羌吉顿巴·喜绕奔撰写的《如意树》，但萨迦索朗坚赞在那个年代显然阅读过这本史书，这就是古今之间的区别。因此，我们在研究历史时，不可仅仅以亲眼目睹为准则，还要在研究口头史基础上完善我们的历史。

　　佛苯各自都有诸多宗教仪轨。这些宗教仪轨不仅是维系宗教与信仰群体，以及社会之间的纽带，而且也是不同时空中发挥其文化功能的一种文化记忆。您能否谈谈苯教仪轨的研究现状及研究价值？

　　佛苯之间，不仅在很多宗教仪轨方面，而且在诸多宗教文化上也彼此融合，难分你我。因此，土观·确杰尼玛就有了“佛中有苯，苯中有佛”的著名论断。我在给学生上课时，也经常提到在藏区没有一个纯佛教徒，也没有一个纯苯教徒。对于苯教来说，吸纳了佛教的很多宗教仪轨和义理；同理，佛教也在藏区吸纳了古老苯教文化中的某些人文观念和世续苯中的大量仪式仪轨。因其故，如今佛苯之间的仪轨呈现出极为密切的关系。譬如煨桑习俗、施朵玛仪轨、敬山神习俗、制作灵器垛的方式以及施给“中有界”众生的烟供等等，这些文化事象虽都来源于世续苯，但在佛教徒和苯教徒中，彼此不分你我，呈现出完全一样的信仰行为和文化功能。在苯教仪式仪轨中，有些仪式仪轨则源自佛教。譬如依照苯教传统，苯教中没有举行夏令安居（དབྱར་གནས）仪式。据说在五世达赖时期，江垄班智达借鉴佛教的夏令安居仪式文献，撰写了与夏令安居仪式相关的书籍。自此，苯教也有了举行夏令安居仪式的习俗。如今，佛苯之间彼此批驳夏令安居仪式源于自派，其实这种批驳没有任何意义。这只能说明这两个宗教之间的文化涵化和采借现象。这种文化涵化和采借现象，在佛苯两个宗教中都存在。在仪式仪轨方面，佛教采借苯教的较多，对其仪式仪轨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并非只是影响到了佛教的前期宗派，对后来产生的格鲁派也有影响，譬如格鲁派典籍中就有较多制作灵器垛方面的仪式仪轨书籍等等。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这种文化采借和涵化现象，在佛苯两宗中并不是单向的，而是呈现出了双向的特征。佛苯两宗中呈现的相同文化事象中，有些文化事象完全可以确证源自哪个宗派，而有些则由于两者之间文化涵化较深，无法确证源自哪个派别。

　　请问当今藏学界对仪轨方面的研究现状和水平是怎样的？

　　国内藏学界对宗教仪轨方面的研究，属研究领域中的薄弱环节，而在国外却恰恰相反，研究仪轨者较多。国外的有些研究者毕生都在研究藏族宗教中的仪轨，在我认识的学者中，就有几个是研究仪轨的。我认识的一位加拿大藏学研究者，毕生都在致力研究藏族宗教中的灵器普巴（神橛）。而在国内将自己的研究领域定位于具体的某一文化领域，譬如毕生研究宗教仪轨者几乎没有。由此可见，藏族学者对宗教仪轨方面的研究显得很薄弱。我们知道仪轨在宗教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过研究仪轨的准备阶段，具体实施阶段，最终的结尾等，就能了解仪轨在宗教行为及宗教生活中的文化功能和社会功能，是研究藏族文化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总言之，在国内研究藏族宗教仪轨者屈指可数，尤其研究苯教仪轨者更是寥若星辰。

　　您主编的《苯教研究论文选集》第一辑中选录了约半个世纪研究苯教文化的七十多篇汉文学术论文，出版发行之后获得很多学者的青睐。请您能否针对使用汉语文研究撰写苯教文化的现状、不足及有利之处谈谈您的心得体会？

　　从使用汉文研究撰写苯教文化的现状审视，研究领域较广，气氛活跃，有各种学术观点。仅涉足的学术领域就包含了苯教历史文化、象雄文明及佛苯关系等不一而举；研究者也不再单一，有教师、学生及社会人士等，这是以汉文研究撰写苯教文化值得欣慰的一点。但也有不足之处，那就是很多学者不识藏文，难以阅读藏文原著，使得在研究作品中转述引用他人资料或断章取义者较多，应用藏文原著文献者较少。更有甚者在引用资料时，仅以佛教学者撰写的史料译文为主，阅读引用苯教原著史料者较少，资料占有的深度和广度不够，从而使得有些研究不太全面，学术观点偏颇，不足以让人信服。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国的宗教学理论是解放后的二三十年间译自俄罗斯。俄罗斯宗教学和欧洲宗教学的一个不同点在于俄罗斯的宗教学家仅以俄罗斯东部的西伯利亚（siberia）区域为研究对象。在研究西伯利亚的区域宗教基础上，通过归纳分析建构了俄罗斯宗教学。这个宗教学理论将崇拜分为五个类型，即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图腾崇拜和实物崇拜。解放后伴随译介，对中国的宗教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了解苯教文化历史的一些藏汉学者，也以西伯利亚区域宗教和原始苯教都属民间宗教为由，将苯教的信仰崇拜逐句逐条照猫画虎式地套用了西伯利亚的五个崇拜类型，还以此为基点大发议论，这种先入为主式的研究显然不符合苯教文化发展历史。从苯教的发展历史来审视，不可简单地将其归入民间宗教。苯教从原初的自发宗教来看，具有民间宗教的特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始苯教已蜕变为人为宗教。也就是说发展成为一个有教祖、教法和教典三者的多神宗教。从其历史发展脉络及教理仪轨等诸多宗教文化元素上，已大大丰富了民间宗教，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宗教学理论多方位进行研究。近几年来，藏学界正在涌现一批涉猎广泛、宗教理论扎实、研究方法得当的较多年轻学者，这很值得我们欣慰。

　　众所周知，您是精通四种语言文字的藏族学者，曾经也多次赴西方多个国家交流学习研究成果，熟悉国外藏学研究的情况和现状。因此，您能谈谈国外和国内研究藏学的不同点和特征吗？

　　要叙述国内外藏学研究的不同点，这显然是一个庞大的议题，三言两语无法表述清楚，但其中的有些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国外研究藏学的初衷是多种多样的，从最初的传教士至其后的探险者，都不是以研究藏族文化为目的，而是以侵略为目的来到藏区及世界的很多地方，考察搜集世界各族群的文化、历史、民俗及地理等大量人文信息。这些人回到各自国家之后，撰写回忆录和考察报告，向各自政府提供用于决策的参考情报资料。西方传教士中除了以侵略为目的不远万里来到藏区的一部分人之外，还有一部分基督教和天主教传教士而是以传教为目的来到藏区。他们不像前者，考察藏区之后就回到各自国家，而是为了传教长期滞留于藏区，有些甚至住在寺院，学习藏语文和藏族文化，千方百计融入藏族社会。当时来藏的意大利传教士中，有些人通过学习，藏文水平颇高，能够熟练阅读佛教文献。有些还用藏文写有批驳藏传佛教的书籍，此类文献我们现在还能看得到。另外一点就是以敦煌文献出土为契机。随着敦煌文物文献流失至国外，在西方掀起了研究敦煌文物文献的热潮，闻名遐迩的敦煌学逐渐成为世界性的“显学”，其中也包含了敦煌古藏文文献的研究。由此可见，西方研究藏学的初衷是多样的，怀着不同目的在了解和研究藏族文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藏族文化独特的人文价值，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很多学者及人士的青睐和尊重，有些人开始专门从事藏学研究，藏学逐渐也成为一门世界性“显学”。从国内外藏学研究现状看，使用藏语文研究藏学的学者，对藏族文化的了解程度，显然优于西方和汉族学者。但由于学科思维和研究方法的局限，研究不够深入。在这点上，应该向西方和汉族学者学习。以汉语文研究藏学的学者，值得向西方学者学习的一点就是学习藏语文。西方学者要研究某一民族的文化时，首先学习其语言文字。在掌握语言文字及充分占有原始资料基础上研究文化，从而使得其研究更具有广度和深度。国内的大部分汉族学者和藏族中使用汉语文研究藏学的学者，由于没有系统学习藏语文，阅读原著藏文文献很困难。在研究藏族文化时，资料基本来源于译文或转引他人成果中的资料，大部分资料属二手资料，这对于深入研究带来一定的局限。如果译文或转引资料有误，则也会导致最终的研究结论的偏颇。如同西方学者一样，在掌握藏语文基础上研究藏学，虽不能说其研究结论百分之百是正确的，但毕竟能接近文化的客观事实。因此，在研究方法及学科思维方面，使用藏语文研究藏学的学者，应该虚心向汉族和西方学者学习，加强自己的学科思维和研究方法。而使用汉语文研究藏学的学者，应该虚心向西方学者的执著精神学习，尽快掌握藏语文。唯有彼此学习优点，我们的藏学研究必将能更上一层楼。

　　◇ 当今学术界在研究苯教文化时，基本上以文献资料为基点，较少使用实物资料和口头资料。研究方法也以推理文献资料为主，使用文化人类学等相关理论方法开展研究者寥寥无几。我们觉得这种研究现状，不仅存在于苯教研究领域，而且也存在于藏族古代文化的其他研究领域。请问在这方面您有什么见解？

　　◆ 这种现象不仅在苯教研究中存在，在佛教文化和民间文化等研究领域同样存在。当今学术界在研究藏学时确实是以分析文献资料为主，很少有人深入民间，通过田野调查搜集整理口头文献。在获得口述第一手资料基础上开展研究的学者并不多。如果不能应用田野调查等相关研究方法，我们遗留在民间的大量珍贵口头文史资料等，不久的将来就会离我们远去，淡出我们的视野。因其故，谙熟藏族民间文化的老一辈还健在之际，从事藏学研究的学者都要有紧迫感，深入民间通过田野工作，搜集整理出版民间文史资料，撰写藏区各地的民族志。在这一点上，我们以本民族语言文字从事研究的藏族学者，应该向汉族和西方学者学习，不可仅以现有的文献资料进行研究，还应转变观念，学习研究方法，掌握田野工作的技巧，深入民间搜集资料开展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史籍等文献记载内容和搜集到的民间文史资料之间，可能会出现内容不符或矛盾的现象。但通过比较研究，我们就能更好地接近历史文化事实，涌现出新的学术观点。审视藏族的传统史籍可知，我们的祖辈们在撰写史籍时，也重视民间口头资料。在搜集基础上，应用了较多的民间口头文史资料。由此可见，搜集整理研究民间文化和民间口头史，在当今藏学界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学术意义。

　　今天我们占用了您较多宝贵时间，访谈就此告一段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最后祝您贵体安康，学术事业更上一层楼。

　　[1] 本文译自《西藏大学学报》（藏文版），2013年1期。采访人为夏吾才旦和尕藏扎西。

　　文章来源：《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Tibet University 2013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