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西藏这片土地创造出了丰富灿烂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唐朝时期，文成公主、金城公主与吐蕃赞普和亲，从此吐蕃与中原之间加深了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交流，促使两地文化相互融合、相互影响。这一成果延绵至今，影响了藏族人民一千多年的生产生活，也为后世藏学研究十分重要的内容。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云在接受中国网专访时说，“唐蕃联姻、文成公主进藏不仅是唐代中国民族史上的重要一页，同时也把汉藏两个民族的交流推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云接受中国网专访（摄影 中国网/仵楠）

藏传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是历史和自然发展的产物

文成公主进藏，也把唐朝最繁盛的中原文明与青藏高原地区文明实现了无缝对接。她给西藏带去了大量的文化典籍，将唐蕃之间的关系彻底打通，在唐蕃互存的200多年间，大批来往的使团、商团等络绎不绝。文成公主给西藏文明带来了持续影响，贵族改换唐朝服装，学习唐朝的华美衣食与优雅礼节，民众学习纺织、播种、造纸、造酒等技术，来自内地的这些工艺从此在西藏扎根，极大改善了高原人民的生活。张云说：“唐朝的九部乐曲都传到了西藏，一直到唐朝晚期，唐王《破阵乐》还在吐蕃的宫廷里演奏，如今藏餐饮宴习惯上有艺人表演，要说历史的话恐怕可以追溯到那个时期。”

除了藏汉文化交流，文成公主进藏还诱发了西藏贵族主动学习内地文化的热潮，许多西藏的贵族子弟到长安（今西安）的国子监学习《四书五经》、儒家经典，不仅如此，松赞干布还请唐朝派人入蕃担负起草和掌管吐蕃与唐朝之间来往的公文、信件、信函的职责。

文成公主后，唐朝又有一位金城公主嫁到吐蕃，也带去了大量经典，包括中原的乐器与工匠。重要的是，她教会了吐蕃人如何礼佛，以及将完整的中原七七祭祀礼带到了西藏。两位公主，一条古道，绵延3000公里，人们传颂1300年。

公元781年，应吐蕃赞布的邀请，唐朝每年都会派两位僧人去今天的拉萨地区讲经。当时唐蕃交往的核心地区就是如今的敦煌——同时也是从前的多民族聚集地区。唐朝中晚期，这里受吐蕃统治，其部落管理制度也被移植过来，吐蕃佛教在这里得以广泛传播传播，因此我们今天看到敦煌保留的《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资料、大量佛教典籍、文书籍账等，都是藏文的。

事实上，由于吸纳了中原的文化，清朝时期在西藏建起了关帝庙，将西藏人民崇拜的格萨尔与内地人民敬奉的关公融合在了一起。如今在西藏的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大昭寺、萨迦寺、夏鲁寺等古老的寺庙中仍能看到由中原文化印记，包括建筑、碑文以及早期从内地运送至西藏的诸多历史文物。因此，张云提出，藏传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是历史与自然发展的产物。

璀璨的西藏文明是西藏人民文化自信的来源

十一世纪以后，西藏出现了唐卡这种艺术形式，并逐渐形成了噶玛嘎孜、勉唐、钦则等不同流派，不同地区也形成了不同的画风，但内容相对来说比较集中。早期佛教的再兴盛令唐卡艺术出现了大量的佛教内容，除此之外，唐卡艺术中还展现了西藏漫长的历史、生产、生活和风俗习惯，因此，有人认为它是藏族文化的百科全书。历史上唐卡的传承范围非常有限，都是师徒手把手相传。西藏民主改革后，传统文化也得到了更好地保护和继承，学校教育也成为唐卡艺术传承的重要途径。如今涌现出的一批批著名画师，对唐卡艺术的传承和发扬也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

张云认为，如今大家喜欢一种艺术，可能是喜欢它的艺术形式，也可能是喜欢它的内容，同时喜欢它不断被赋予的新的生命。在市场经济和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的环境下，唐卡艺术的表现形式及创作内容都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这也正是西藏人民文化自信的来源之一。

除此之外，建筑艺术的崛起和传承也令西藏人民骄傲。古代西藏建筑代表作布达拉宫就是宫堡式建筑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建在高山上，具有军事防御功能，冬暖夏凉，不怕风吹日晒，坚固结实，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张云还提到了元朝修建的寺庙萨迦寺的经墙及藏戏、藏医、天文历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种西藏的璀璨文化令张云感慨颇深，尤其是藏文字的创造为西藏文化的传承提供了重要载体，并留下丰富文献。

藏文出现之前青藏高原地区人民之间的沟通方式在学术界争论颇多，张云认为，那时候主要是通过语言来进行人际传播，而藏文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说，“这些年来我们能够看到的很多典籍，实际上都得益于藏文典籍的有效保护。比如藏传佛教独具特色的密宗经典传承、仓央嘉措情诗、萨迦班智达的格言等，我个人觉得，藏文字是一种依托。”

藏文化是全人类共同的瑰宝

藏学研究是专门研究藏族社会历史和文化形态的综合性学科，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藏学的故乡在中国。西藏和平解放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藏学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以西藏为主，包括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四省藏区的文化遗产和独特的社会形态是藏学研究的丰富宝藏。仅西藏现存的藏文历史档案就有300多万件，加之其他藏区的文献典籍，卷帙浩繁，蔚为大观。现在，藏学研究已经涵盖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大部分学科，构成了宏大的学科体系，而且走出国门，成为英国、德国、法国、日本、俄罗斯、奥地利、意大利、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的热门学科，已经成为一门世界公认的国际性新兴学科。

国外藏学从产生至今，出现过三次高潮。19世纪30年代，匈牙利人乔玛（Alexander Csoma de Koros, 1784-1842）出版《藏英词典》和《藏文文法》等，使用了语言学等一些现代的科学方法进行藏学研究，开国际藏学的先河，被誉为西方藏学的鼻祖，成为西方藏学诞生的标志；1904年，英国殖民主义侵入拉萨，用枪炮打开了西藏的大门，为西方探险家、旅行家和学者进入西藏扫除了障碍；1906－1908年，英国的斯坦因（A.Stein）和法国的伯希和（P.Pelliot）从敦煌千佛洞盗走了大批珍贵的古藏文手稿和写本，为西方学者的藏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从而掀起了国外藏学研究的第一个高潮。1959年西藏叛乱失败后，达赖集团逃亡印度，在印度建立的流亡政府建立机构、创办刊物、整理和翻译出版藏文典籍；同时，各大学和研究部门相继成立藏学研究机构，掀起了国外藏学的第二个高潮。20世纪60－70年代，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西藏和其他藏区的大门也向外国学者敞开，各国藏学研究者进入藏区进行实地考察，中国藏学家也到国外讲学、座谈以及合作研究，极大地推动了国外藏学研究；藏学与国际政治斗争的关系日益密切，“西藏问题”和“人权问题”与国外藏学纠缠在一起，“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加剧，使国外藏学出现了第三次高潮。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藏文化都是全人类共同的瑰宝，同时也是世界文化的组成部分，“我们希望世界各地的人都越来越喜欢藏文化，欣赏藏文化，研究藏文化。”张云对记者说。（文/舒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