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扬：在世界屋脊盘点植物“家底”

钟扬（居中者）在野外考察。

　　要找到钟扬，可真不容易，因为他不是在西藏，就是在机场等去西藏的飞机，偶尔回上海一次，还没来得及约好采访时间，他又匆匆赶回西藏了。在过去10年中，他每年都有150天以上的时间在西藏，剩下的时间还要参加学术交流、参加科普活动，留在上海的时间屈指可数。

　　终于找到钟扬的时候，已是晚上9：00，“今天我工作结束得比较早，还有点时间。”他说着，随即在一张回收纸上划掉当天最后一个任务——“回复文汇报记者”，而在这一行字前面，已经划掉了18个任务。翻开下一页回收纸，当天的工作安排是——“5：00，从上海家中出发；17：00，到藏大宿舍；17：00至19：45，审阅通讯评审论文；19：45至19：55，晚餐；20：00至22：00，为理学院参加挑战杯的本科生辅导；22：15至24：00，与青年学者讨论野外考察。”再后一天的任务则是：“7：00出发，奔赴野外……”

　　钟扬说：“我正在筹备一个生物学的国际会议，这次西藏大学的同事们要一起参加学术交流，我们要准备的事情太多了，每天只有按照轻重缓急写下来，到了晚上如果看到这些任务都划掉了，我就可以睡个安心觉。再说现在这个季节西藏不太冷，晚上干得晚点没问题。到了冬天，宿舍里没有取暖设备，晚上9:00点就得坐到被窝里看书、写东西。”

　　研究生物的人，怎么能不到西藏去

　　“去西藏，与其说是支援，不如说是学习。因为对研究生物学的人来说，西藏就是世界的第三极，是我们最重要的财富。”钟扬说得坦白，“其实我去西藏不是因为援藏计划，而是因为我对西藏的生物多样性资源非常感兴趣。等到去了西藏和当地同行共事后，我想，单靠我一个人干也没意思啊，他们本身在西藏，研究生物多样性自有天然的优势，我有责任和他们一起把青藏高原的生物学科建设好。”

　　说起来，钟扬教授算得上是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一个传奇人物。今年46岁的他，初中刚刚毕业就考上了中科大少年班，学了5年信息科学。“我毕业时被分配到了中科院武汉植物研究所，在植物园待了15年，觉得还真找到了我喜欢的方向。但是我们当时的植物研究所只能在华中地区转悠，于是2000年我跑到了复旦，虽说只能当一名普通教授，但毕竟在高校搞研究，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那时候，钟扬原本已经当上研究所副所长，算是干到了“副局级”，但是在复旦大学，他只能当一名普通的教授。

　　在复旦大学干了没多久，钟扬被聘为生命科学学院常务副院长。2001年，恰逢复旦大学承担了对口支援西藏的工作，钟扬立刻报了名。他说:“研究生物的人当然应该去西藏，青藏高原有2000种特有植物，那是每个植物学家都应该去的地方。上海的生物多样性在全国可是倒数第一啊。”

　　没想到，复旦大学对口支援的是地处陕西咸阳的西藏民族学院，钟扬立马改主意，说不参加了，道理很简单：“研究青藏高原的生物多样性，怎么能到汉中平原去搞？”他自己联系上西藏大学领导，说：“藏大的藏学研究已经很不错了，我们再努力努力，把高原植物学搞上去吧。西藏的条件得天独厚，即使其他学科无法超过国内最好的大学，但高原生物学肯定能够做好。”就这样，钟扬开始在西藏大学担任教授，当然没有任何额外的待遇。

　　盘点植物资源，一年行走3万公里

　　要保护和研究西藏地区的植物资源，首先得盘点清楚“家底”，不仅需要野外考察，还必须收集种子。这事听上去简单，可真的做起来就艰难了——每一个样本都要收集5000颗种子，而且不同的样本种群，所在地相隔的直线距离不能够少于50公里。仅是野外考察，要收集一个样本就要在高原上至少走50公里路，更不用说很多种子并不是天生就挂在树上等着人去采的。

　　有一次，钟扬发现了一种和平原上的毛桃完全不同的西藏毛桃。为了收集一个样本，他在高原上想办法釆摘了两麻袋毛桃。可是，面对这些酸涩而坚硬的毛桃，却没有便捷的方法把核弄出来，而若是用机器轧，会损坏毛桃种子的完好度。钟扬只好发动全课题组的老师到他的办公室去啃毛桃，5000颗毛桃整整啃了3天，才把核都啃出洗干净。

　　盘点植物资源，一年中得收集600个这样的样本。如果按照每个样本之间最少50公里的直线距离，那么钟扬在西藏地区野外考察的行程，一年至少3万公里。

　　钟扬说：“要调查西藏的生物资源得加快速度，因为现在全球气候变化越来越大，植物是最容易受到影响的。而且西藏的植物资源从来没有进行过彻底盘点，即使在全世界最大的种子资源库中，也没有西藏地区的植物种子。”

　　植物的变化反映气候的变化。植物就像一台“摄影仪”，所有气候和环境的变迁都可以在植物的基因中留下痕迹。西藏是离太阳最近的地方，是迄今为止自然环境受到人为影响最少的区域，因此青藏高原上植物的分布和进化的情况，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

　　在青藏高原上，特有的生态环境孕育了特有的西藏生物资源，从海拔2000米左右一直到海拔6000多米，都有植被分布，尤其是海拔3800米以上的高山草甸、灌丛、高山流石滩气候恶劣，但就是这些植被稀疏、盖度小的地方，随处分布的植物不仅可做药物，分布的规律还体现了植物如何适应环境的进化过程。越是气候条件恶劣的地方，越是有研究的价值。难度在于，对于一个生长于平原地区的人来说，到这些地区去考察，就意味着必须面临更多体能上的挑战。

　　去过西藏的人，都在不同景区看到过巨柏——这个西藏的特色景观。濒临灭绝的巨柏，是一种古老的树种，留有植物进化历史的痕迹。但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植物资源收藏中心，都没有巨柏的种子。刚到西藏的钟扬很快发现了研究点：这些经历百年的柏树是否有着独特的遗传标记呢？

　　为了分析巨柏在藏东南地区和雅鲁藏布江两岸的生存和发育情况，钟扬和他的研究生一起，花了整整3年时间，给每一棵巨柏树进行登记。不少巨柏生活在人迹罕至的山林或者悬崖上，他们苦苦寻觅之后，对不同的野生种群一一进行标记分析，用分子技术分析巨柏的生长和进化情况，直到将全世界仅存的、在西藏的这3万多棵巨柏都登记在册。这一课题后来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10年来，从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从阿里无人区到滚滚流淌的雅鲁藏布江边，到处都留下了钟扬忙碌的身影。不管多么危险，只要能对研究有帮助，他都要去。艰险的盘山路上，他多次看到过往的车辆冲出路基，掉下悬崖；没有水，就不洗脸；没有旅店，就裹着大衣睡在车上；大雨、冰雹从天而降，就躲在山窝子里……5年时光流逝，钟扬这才完全克服了高原反应，还获得了藏族同事给他起的特别名字：钟大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