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留元：一生的事业 一生的牵挂

年轻时的李留元。王梦敏 摄

李留元娜蓉夫妻。王梦敏 摄

　　李留元说自己这一辈子“只在一个地方干了一行工作”，“就是公安隐蔽战线上的政治侦察工作。从进藏到退休，只干了这一行。刚工作时在公安战线上，1989年成立西藏国家安全厅，我就到了安全厅。”四十多年来，李留元从一名普通的公安战士到科长、到处长、到公安厅副厅长、到国家安全厅党组书记，直到退休，始终没有离开过公安安全战线。

　　干了四十多年公安安全工作的李留元，参加过对西藏反动上层伪“人民会议”事件、“西藏爱国自由斗争会”等重大案件的侦察工作。他感触地说，和平解放后的西藏，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一些爱国上层人士的爱国立场十分坚定，我们在工作中主要依靠他们，团结他们，相信他们，与分裂主义分子作坚决的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

　　孜孜不倦学习藏语 曾给西藏参观团当过翻译

　　李留元讲得一口流利的藏语，也能看懂藏文报。他告诉记者：“刚进藏时，部队和地方藏族干部都很少。直到1959年平叛后，大批藏族干部才涌现出来。在西藏特殊的情况下，干我们这一行，语言不通，工作就难以开展。语言问题解决了，很多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李留元的藏语水平，全是靠自己平时一点一滴“积攒”起来的。李留元是成都人，中学毕业后，15岁时就到康定的一家经营茶叶的店子里当店员，帮人看店。店里经常有藏族客人光临，李留元那时开始就接触到许多的藏族同胞。后来，李留元还专门拜巴塘一位有名的藏族学者格桑为师学习藏语对话，很有些藏语基础。参军后，虽然在藏干校学习了几个月，但那只是打基础，学一些拼音和日常用语。到拉萨后，因工作需要，李留元便把自学藏语作为生活的一部分。他说：“我们在工作中，有时人家反映的情况是用藏文写的，我们又不能拿去问别人是什么意思，这就逼着我们要学习藏语。藏语是拼音文字，比较容易学。慢慢自己琢磨，不会的就查查字典，个别实在不懂的单词就请教藏族同志，边学边记，日积月累，就学会了大量的藏文。”

　　会说藏汉两种语言，使得李留元在工作中得心应手。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他还经常充当业余翻译。“记得1954年我跟随达赖喇嘛参观团到北京去，就当过翻译，也算是赶鸭子上架吧。那时候，既会讲藏语又会讲汉语的同志很少。参观团到内地十多个省市区参观，都是省委书记接见参观团。我就介绍些基本情况，对生活中的一些日常问候语等进行翻译。一些专业的语句，通常我只能听懂百分之七、八十，也就知道个大概的意思，翻译出来也能让人能听懂。”

　　李留元除给达赖喇嘛参观团当过翻译外，还在拉萨体育场群众大会上当过翻译，在北京上万人的大会上当过翻译。

　　李留元对自己学藏语开展好工作深有感触：“干我们这个工作，你要不会藏语寸步难行。那时候，我经常接触西藏上层人士，也经常用藏语和他们交流，这对我学习藏语很有帮助。我们干的都是隐蔽战线的工作，特殊的身份，特殊的年代，我因懂藏语，获取了不少有用的情报，包括达赖出逃事件等。我总结了学藏语的经验，肯说、敢说藏话，就会学得很快。”

　　危急时刻 一位藏族群众扔上来一顶安全帽

　　李留元一直珍藏着一顶白色的安全帽，这顶安全帽的背后，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1987年10月，分裂主义分子在拉萨煽动骚乱，我和几名干警被骚乱分子围困在八廓街派出所里，当时我在负责。骚乱分子不停地向派出所里扔石头，干警值勤用的摩托车也被砸坏了。他们一边喊反动口号，一边嚷着要把我们烧死在里面。我不断地和区党委联系。后来，我接到命令，让我到区党委汇报情况。这时，外面的骚乱分子越来越多，派出所的大门也烧了起来，想从大门出去根本不可能。我从围墙上到了房顶。那一片平房多，很密。我从这家房顶跳到了那家房顶，石头不断地向我砸过来。就在这时，一位藏族同胞从下面扔给我一顶帽子，叫我赶紧戴上、护住头。当时情况危急，我连这位藏族同胞的相貌也来不及看。安全到了区党委，取下帽子，我才看清楚这是一顶白色的安全帽。”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李留元充满对藏族同胞的感激之情。

　　事后，李留元和爱人拿着这顶安全帽，在八廓街附近四处寻找这位在他危难时刻伸出援手、不知名的藏族同胞，遗憾的是，直到现在也没有找到。

　　20多年过去了，李留元每每说起这件事时，总有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从老人的言辞中，流露出藏汉之间兄弟般的深情厚谊。

　　虽然离开了岗位 可还想为西藏做点事

　　李留元的老伴娜蓉是康定藏族，也是十八军的老战士。当年十八军先遣支队驻扎在康定时，他们相识了。1955年12月，这对革命战友喜结连理。回忆起当年牵手的情形，娜蓉说：“他的入团介绍人李文秀（音）是我的小学老师，参军后又当了我的班长。她觉得我们俩很合适，就介绍我们认识了。经过彼此间的了解，我们走到了一块。康定是汉藏杂居的地方，汉族藏族都不少，康定藏族跟汉族结婚的也很多。结婚后，我们生活习惯也没什么差异。”就这样，这对革命伴侣携手走过了半个多世纪。

　　李留元在西藏工作了四十多年，老伴也在西藏工作了近四十年，他们为西藏献了青春又献终身。回想起在西藏苦命、建设的四十多年，李留元心潮起伏，难以平静：“离开西藏，退休回到家乡成都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非常怀念西藏。刚回来那几年，经常把成都说成拉萨。从18岁到60多岁，我们把自己一生中最好的年华留给了西藏，对西藏我们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

　　“尽管离开了西藏，但我们的心却永远留在了西藏。西藏的每一步发展都让我们感到高兴，我们为西藏发展进步有今天的成就而自豪。回想自己这一辈子，也没做什么，就呆在西藏了。西藏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我们一生的事业在西藏，一生的牵挂在西藏。我和老伴从电视上看到拉萨的变化非常大，很想去看看，但由于身体的原因，至今也没去成。请你转告西藏人民：有生之年，我们还想为西藏做点事！”

　　“我现在还经常和西藏的同事、朋友通电话。社科院的恰白先生是我的朋友，他已经80多岁了，到北京开会途径成都还跟我坐一坐。上次他来时说，我们都年岁已高，今后他到内地的机会不多了，我到西藏的机会也不多了，他过来想和我坐坐，叙叙旧。前几天，几位过去工作中接触的统战人士还来看过我，我们很珍惜这段感情。”说到此时，李留元老人的眼眶湿润了。

　　这就是“老西藏”，对西藏的爱是如此的朴实、执着，对自己的要求是如此的严格，而对自己所做出的贡献却避而不谈。

　　退休后，李留元参与了《公安史》、《反间斗争史》等史书西藏部分的撰写。

　　临分手时，老人告诉记者：他的大儿子名叫李宇西，“西”是西藏的“西”。

（责编：南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