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昌林：援藏是我一辈子的事业

杨昌林和西藏学生在一起

　　经湖北省委同意，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省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厅、省民宗委、省援藏办、武汉大学联合举行的杨昌林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15日在武昌洪山礼堂举行。

　　杨昌林同志在会上作了《援藏是我一辈子的事业》的报告。他介绍了自己46年来发扬一名共产党员的先进模范作用，勤奋耕耘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所作的奉献。

　　以下为报告全文：

　　我叫杨昌林，是武汉大学一名退休教师。我所做的一些事情都很平凡，是一个老党员、老援藏、老教师应该做的，与党的要求、与西藏同胞给予我的相比，远远不够。

　　我出生在湘西一个贫困山区，从小母亲去世，是姐姐将我一手带大。我上学的时候，家里十分困难，没有一分钱给我。是党和人民的长期培养教育，才有了我的今天。永远跟党走，为党分忧，为国尽责，是我一生的追求和信念！

　　1965年，我从武汉体院毕业。作为一名学生党员、学生会主席，在得知有到西藏的名额后，我第一个报了名。从那时起，我的人生就与西藏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刚到西藏，我分配到昌都地区工作。与藏族同胞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建立了真诚、深厚的民族情谊。藏族同胞不止一次问过我，“你是不是很快要回北京了？”看着他们期待的眼神，一种责任感、使命感油然而生，我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是党派来的，要在西藏干一辈子！”

　　工作一年多，我被评为自治区工作积极分子，在自治区大会上作了发言。在这次会议上，“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深深教育了我。我暗下决心，就是再苦再累，我也要在西藏干下去！

　　在工作中，我结识了奴隶出身的次仁德吉，她当时是我们的藏语翻译。在她身上，既有着藏族同胞的淳朴善良、勤劳刻苦，也有着阿里红柳的坚韧，更有着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长时间在一起工作，我们相识相知，走到了一起。1969年3月，我和次仁德吉结婚。

　　1972年，组织把我调到阿里地直机关工作，参与组建阿里地区体委，担任体委干事兼田径、武术、体操教练。那几年，我浑身总有使不完的劲儿。走到哪里，大家都亲切地叫我“杨体委”。

　　长时间在高寒缺氧地区高强度的工作，我的身体严重透支，我被检查出患有严重的“红血球增多症”，后来又患上了高原性心脏病。地区副专员张文沛同志知道后，立即对我下命令，“老杨，你要下山治病，再也不要上山了！”

　　1978年8月，我和德吉一起调到武汉大学工作。我们看到，在武汉上学的西藏孩子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十分孤独，就主动承担起关心、照顾他们的责任，为他们营造一个温馨的家园。在思想上、学习上、生活上尽可能地帮助他们，使他们健康成长，将来更好地建设西藏。

　　多年来，我和德吉一起，为搭建西藏学生的“武汉之家”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在这个“家”里，凝聚着我们对西藏的情和爱。当孩子们亲切地叫着“阿爸”、“阿妈”，我们的心里总是甜滋滋的。我深切感受到，藏族离不开汉族，汉族也离不开藏族。就像歌曲中唱的那样，“藏族和汉族是一个妈妈的女儿，我们的妈妈叫中国……”

　　2005年2月25日，德吉因病去世。在弥留之际，她紧拉着我的手说：“老伴啊，我走了，但‘家’不能散呀！”我当然明白，这个“家”不是我们的小家，而是西藏学生的“武汉之家”！

　　6年来，我牢记德吉的嘱托，履行着“阿爸”的责任。今年清明节，我去给德吉扫墓，对她说：“德吉啦，你放心，现在有更多的人在关心这些西藏的孩子们，我们的‘家’更红火了！”

　　回到西藏工作的孩子们，如今绝大部分成为各行各业的业务骨干，有很多走上了领导岗位。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惦记着武汉的这个“家”。在工作上有了新的成绩，在生活中有了高兴的事，都不忘写信、打电话告诉我一声。孩子们经常问我需要什么，我说，什么都不缺，你们好好地干，干出成绩，这比什么都好！

　　有人问我，你投入这么大的精力，拿出这么多的收入，来做这样的事情，到底图什么呢？我什么也不图，我只是在尽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我是西藏的女婿，我要像对待亲生儿女一样，照顾好西藏的孩子！

　　［人物专题］杨昌林：民族团结进步模范教师

（责编：南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