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要道密集》与西夏王朝的藏传佛教

　　据曾在北京大学访问进修的西北民族学院的才让副教授告知，该书富丽堂皇的宣锦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中仍有收藏，且作为珍本，不能借出，亦不能复印。实际上最早研究该书的可能是大陆的学者吕澂先生，他在1942年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专刊《汉藏佛教关系史料集》中即对《大乘要道密集》作过介绍和分析探讨。他也认为此书是在元代翻译的。他说：“《密集》中各种译本皆无年代题记。今从译文译师考之，大约出于元代大德、至正之际，其证有三：一、《密集》卷三宝昌传译《解释道果逐难记》引《文殊真实名经》云‘过去正等觉等已说’，又卷四慧幢译《大手印配教要门》引《文殊真实名经》云‘决定出于三乘者，住在于彼一乘果’，皆用元代释智所译《圣妙吉祥真实名》之译文，释智译本在大德十一年以前即已收入弘法寺大藏。其后，至大初，沙罗巴不惬释智所译，又重出《文殊最胜真实名义经》，参酌梵籍，改正名句，颇雅驯可读。宝昌、慧幢引《真实名经》译文不用沙罗巴所翻者，当是时代在前，未及见之也，故宝昌、慧幢二家之译，最迟亦应在大德年间。二、《密集》中莎南屹罗所译之籍独多，莎南之师承即见于《密集》卷四《苦乐为道要门》后记，记云：‘此师传者，世上无比释迦室哩(二合)班的达，枯噜布洛拶瓦，看缠洛不罗(二合)巴，看缠爹瓦班，看缠屹罗(二合)思巴孺奴，看缠莎南屹罗，法尊萨南监藏。’按《苦乐为道要门》属于百八通轨，故五代达赖喇嘛《闻法录lnga-pavi-gsan-yig》亦尝记其传承，与《密集》所载大同，今据以堪定各家藏文原名如次：kha-che-pan-chen-khro-lo-lho-brag-pa-grags-pa-gzhon-nu-bsod-nams-grags-pa-bla-ma-dam-pa-bsod-nams-rgyal-mtshan(原注：见五代达赖全集kun-mkhyen-lnga-pavi-gsung-vbum,kha,p138a)。复检校嘉木样《西藏佛教年表》(bstan-rtsis-re-mig)莎南屹罗(福称)卒于元顺帝至正十七年(1357)(原注：见bstan-rt-sis-re-mig,p12a)。其资(弟子?)莎南监藏生于元仁宗皇庆元年，卒于明太祖洪武八年(1312-1375)(原注：见同书，bstan-rtsis-re-mig,pp.10b,12b)。故莎南屹罗之翻译传授，当在至正年间。”[3]只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大陆的学者中知道此书人不多，也没有人对此书继续研究，所以整理和介绍的工作只有香港和台湾的一些佛教界的人士在做。另外，在20世纪80年代中，美国学者白桂滋对该书作了一番探讨，他虽然否定该书是由八思巴编成的说法，但是他也认为该书中的绝大多数文献是在元代汉译的。他写道：“我对《大乘要道密集》的内容所作的颇为粗略的考察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八思巴本人并未编辑这部文献集。然而，里面收集了许多元代萨迦派文献，因此可以肯定，这部文献集中绝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文献是元代所作。”他还正确地指出：“除了集子中某些文章的内容本身外，或许特别使藏学家们感兴趣的是文章的短序和题记。其中常常要给出某篇文献的传承过程，也可以辨认出某些熟悉的名字——比如玛尔巴喇嘛、米拉日巴、日琼巴上师等。任何一位想研究西藏历史音韵学的学者可能都会对散见于整部著作中的藏、梵文词汇和姓名感兴趣。”[4]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该书在大陆研究藏传佛教的学者中再次受到重视。王尧教授80年代中期在香港讲学时，得到该书，与刘锐之先生有过交往，并热心介绍笔者与刘锐之先生通信，刘锐之先生曾计划邀请笔者到香港翻译藏文经籍，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但因此之故，笔者早在青海社会科学院工作时就曾得到刘锐之先生惠寄的一本《大乘要道密集》。笔者当时因为曾翻译和研究过萨迦派的一些历史典籍，故特别留意于书中有无关于萨迦派历史的记述，但是翻检一遍以后，收获不多，只是在传述者和翻译者的名字中对比出萨迦五祖中的萨钦贡噶宁波、杰尊扎巴坚赞、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和帝师八思巴等人的名字，但是没有提到他们的生平事迹的记载，另外还有一些人名和称号等，在萨迦派的其他著作中从未出现过，也难以考究，所以当时没有能够去做进一步的探讨。1999年4月，笔者有机会到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有幸在参观纽约庄严寺时，请得《萨迦道果新编》一册，又从在哈佛大学梵文系攻读博士的刘国威先生那里见到1962年自由出版社所出的《大乘要道密集》和删节过的铅字排印本。这样，也是由于诸多因缘，才得见本书的最近3种影印版本，了解前人对本书所做的探讨。在重复研读本书时，笔者还受到哈佛大学梵文系范德康(Leonard W.J.van der kuijup)教授讨论西夏以及元代藏传佛教萨迦派和噶举派的一些历史问题的启发，对本书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进行思考，使得原先存于脑海中的许多疑问逐渐有了一些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