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对藏族文化的影响

　　（二）对法律制度的影响

　　藏族法律的出现，据敦煌文献等资料看，最初始于松赞干布时期。据《贤者喜宴》载，（13）“吐弥等率领一百大臣居中理事，尊王之命，仿照‘十善法’的意义在吉雪尼玛地方制定‘吐蕃法律二十部’”。这二十条法律中前四条是依据佛教戒律中的四根本戒而定的，称为“戒恶”，即：1、杀人者偿命，争斗者罚金；2、偷盗者除追还原物外加罚八倍；3、奸淫者断肢并流放异地；4、谎言者割舌或发誓。其余十六条则为世俗人伦法则，是依据“十善法”而订立的，称为“劝善”。松赞干布亲自主持订立了吐蕃立国的“基础三十六制”，其中的“六大法典”的内容比“吐蕃法律二十部”更为详细，内容包括：伦常道德法、度量衡法、敬强护弱法、判决权势看法、肉库家法等六大法。伦常道德法又包括法律十五条、七大法律和人道十六则等共计三十七条。其中的“七大法律”就是对“戒恶”四条的扩展，即：不杀生法、断偷盗法、禁止邪淫法、禁止说谎法、禁止饮酒法、奴不反主法、不盗掘坟墓法等。这当中的前五条又被称为“五大法律”。“法律十五条”包括三不做、三做、三褒奖、三谴责、三不迫害，其内容主要为君臣、百姓分别应守持的社会行为规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制。

　　从以上这些法律条文可以看出：第一，吐蕃早期的律法是一种混合法，诸法合一，成文法与不成文法并行不悖。它同习惯、禁忌、道德、宗教教规等交叉，在有些方面很难严格区分。第二，佛教的理论，尤其是佛教戒律已成为统治阶级制定律法的指导思想，有些法律条款甚至就是佛教戒律的照搬。佛家的行为准则已成为吐蕃君臣百姓共同奉守的金科玉律，法律的是非标准源自佛教的善恶观念。第三，此时的法律仍未摆脱特殊的历史状况，部落习惯法仍起着重要作用。“对神盟誓”的制度仍十分流行，血亲复仇仍被认为是正当的。

　　法律的制定和贯彻是吐蕃历代王朝君臣的一项重要工作，因而松赞干布所制定的一系列法律在吐蕃王朝后期仍得以贯彻实施，并有所发展。据《吐蕃王臣记》载，赤热巴巾时期的法律“大体内容有三十二制，其中第十九制为根本大法”，大法中有“王位最尊法、金色鹿形法、王朝范例法、审讯定案法、三宝宗教法、王妃内庭法等六法”。（14）法律的制定与实施，对吐蕃王权的巩固起到了重要作用。

　　 吐蕃王朝崩溃后，小邦割据，法律废弛。萨迦王朝时期依照蒙古法律立过法，但无多少影响。帕竹政权时期，大司徒绛曲坚赞认为萨迦王朝时期根据蒙古法律实行的杀人者偿命的死刑规定是造孽，为了以前吐蕃赞普以“十善法”作为立法依据的好规矩不废弛，他规定对杀人者罚命价，以使法律适合藏族的传统习惯和当时的实际。他将法律条文总结归纳为十五部分，制定了《十五法典》，即：1、英雄猛虎律；2、懦夫狐狸律；3、官吏执事律；4、听讼是非律；5、逮解法庭律；6、重罪肉刑律；7、警告罚锾律；8、胥吏供应律；9、杀人命价律；10、伤人处刑律；11、狡赖赌咒律；12、盗窃追赔律；13、亲属离异律；14、奸污赔偿律；15、过时逾约律。（15）五世达赖喇嘛在《西藏王臣记》中评价《十五法典》说：

　　司徒欲以吐蕃先代法王所制十善法规作为准绳。若能如此遵行，则既不舍弃贫弱，又不纵容强悍，洞察真伪，分清皂白，则能使全藏安宁，虽老妪负金于途，亦可坦然无虑……有杀人者不抵命，不作二命同尽等造罪之事，而行赔偿命价之法。诸如此等运用巧智做出详规，犹如展开白练笑迎远来佳宾。（16）

　　可见，五世达赖喇嘛对大司徒绛曲坚赞修订法律的功绩是大加赞赏的。而《十五法典》的订立确实对当时的藏族社会起到了良好的稳定作用，结束了萨迦王朝时期那种法令废疏、各行其事的散乱状况。

　　第司藏巴噶玛丹迥旺波执政时期，又依据《十五法典》，并在此基础上加上一条“异族边区律”而订立了《十六法典》。该法典的制定参考佛教戒律的相关内容尤为突出。例如其中的“英雄猛虎律”，“依据戒律作为依据，智者必须具备摧毁、多施、诱敌、辨别等五种能力以完成军队诸项任务”。（17）由此而规定了对敌作战时不战而胜、分化瓦解敌军、将士同心战斗等原则，并具体规定了行军、布阵、军律、出击、战阵、防御、待敌等细节。又比如，阐述其立法的原则时引用了“四祥瑞”的故事，（18）认为众人皆应知耻谦让，遵纪守法，这样才能使人民安居乐业，国家繁荣富强。

　　五世达赖喇嘛时期，对《十六法典》进行了又一次修订，保留了前三条法律，对后十三条予以补充修改后订立了《十三法典》，内容上大同小异。值得一提的是，该法典中规定：

　　 原有旧法典中有对通奸者处以挖眼、砍去手足并流放边地的刑罚。现以大乘发心为前提，不忍令其遭受肉体之苦，以瞎眼、残肢之躯苟活于世，而处以堕崖或抛入水中之别。对犯杀人罪者，依据十善法不杀生之戒和佛法对宝贵人身的珍惜，对杀人者不处以极刑，而代之以令其将所有财产同受害人尸体一同扔入水中之处罚。除狼之外，不准猎杀其他野生动物，封山封林……（19）　

　　从这一段文字可以看出，佛教的影响，尤其是戒律的影响仍然非常明显，《十善法》仍然是立法的主要依据，大乘佛教的相关理论已成为法理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发现，该法典也存在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之处，反映出统治阶级既要以佛教的“仁慈”为幌子，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又无法掩饰其残酷的本性。法律也好，伦理道德也好，均无法跳出阶级的局限，法律作为强制性手段，表现得更为突出。

　　继五世达赖喇嘛时期（17　至18世纪）的《十三法典》之后，藏族近代历史上再未重新大规模制定新的法典，而基本以上述《十三法典》为执法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