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道泉：仓央嘉措情歌的首个汉译者

　　原标题：于道泉：仓央嘉措情歌的首个汉译者

　　
于道泉 资料图片

　　仓央嘉措情歌如今已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唱遍藏汉各地，唱响大江南北，甚至跨越了国界。全世界都知道，在地球之巅的广袤高原上绽放着一朵如此美妙的“雪莲”。这使得仓央嘉措情歌不仅在西藏文学史上享有盛誉，也在世界诗坛中声誉大振。作为一个象征雪域高原的符号，它具有了超越民族与国家的意义。但谁知道这些在藏地已传唱300年的歌谣，是何人将它第一次译介到汉语世界使其闻名遐迩的呢？或许自从那个人将这些歌谣呈现在藏地以外的世人面前时，他便已远离喧嚣，从此义无反顾地走向了那条寂静的学术之路，早已无暇顾及后世对他的遗忘和对那些歌谣的无限追捧。那个人就是世界著名藏学家于道泉先生。

　　1901年出生的于道泉是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的著名教育家于明信的长子。从小受父亲的熏陶和影响，于道泉养成了凛然正气和笃学的精神。从齐鲁大学毕业后，经泰戈尔介绍，他师从当时在北京大学担任梵文教授的钢和泰男爵，从而改变了其一生的治学方向。后在北平图书馆待了一段时间后，经陈寅恪介绍，于道泉进入刚刚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陈寅恪的领导和指点下从事蒙古、藏、满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学习、研究工作。1934年5月，于道泉赴法国巴黎大学现代东方语言学院学习土耳其语、藏文文法、蒙古文文法和民俗学，后又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讲授汉语、藏语和蒙古语。自幼养成的勤奋苦学的态度加上执着追求真知的精神，使于道泉最终掌握了藏、蒙古、满、英、法、德、日、俄、西班牙、土耳其、世界语等13种语言。

　　季羡林曾评价于道泉“是一个有天才的人，学富五车，满腹经纶，淡泊名利”，后来又说“他早已超过了淡泊名利的境界。依我看，他是根本不知道或者没有意识到，世界上还有‘名利’二字”。

　　虽学富五车，但于道泉留给世人的著作并不多。那部被誉为世界上第一部用藏文以外的文字介绍藏族文学的《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可谓他的代表作。但谁会想到，这本被列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五、且一出版就引起轰动的著作，竟是于道泉无心插柳之作。

　　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于道泉曾写道：“这是在历史语言所的领导开始对我不满的情况下，我才把来到研究所以前所写的这份我认为还有很多问题的旧稿，拿出来交给了傅斯年，当做我在研究所的工作成绩。”其实，他在1931年写的《译者序》中对这段经历交代得更加清楚：“六年以前我跑到北京来学梵文，抱了满怀热望要读‘梵天文字’的佛经，并且在佛教哲学中去寻找‘生命之谜’的解答……又过了段时期，我才慢慢地对佛教史和语言学发生了兴趣。可是等我对这几门学问有了积极的兴趣以后，我已由于种种原因，决意先不学梵文而专致力于西藏文了。”这是于道泉走上藏学研究道路的开始。

　　他是一个执着的人，认定的路必定会以十二分的精力走下去。为了学好藏语，他甚至设法搬到雍和宫居住，而这一住就是数年。当然，这段经历也为于道泉后来的学术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34年11月25日在写给李安宅的信中，于道泉将他在巴黎大学东方学院上课的情况作了介绍，有意思的是，“这个班连我共三个人，一位是已经取得哲学和文学博士的杜尔博士，一位是已经有四五种关于梵藏的著述的拉鲁女士，只有我是个无名小卒！此外，我还听了一班藏文”。正是“我”这个“无名小卒”，在听了两堂课后，教授便说“他教不了我，并说他有好多东西要问我”。当然，于道泉也知道“跟这位教授学不了许多东西”，但他仍然一如既往，其原因在于“我听说他为人很好，听说他藏的藏文书还有些个，所以还是继续上他的班”。从这封信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有“欧洲藏学教皇”之称的杜齐教授对于道泉十分钟爱，于道泉的藏语和藏学研究的水平也可见一斑。也正是在雍和宫的几年里，他接触到仓央嘉措情歌，并将其翻译到了汉语世界。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共66节62首，实际上情歌本身并未划分为“首”。于道泉在《译者小引》中交代说：“我最初翻译时所用的原文，是一位西藏友人从拉萨带来的一本梵文式小册子。全书共有歌词二百三十七句。原文只每两句分为一段，并不分节。为读时方便起见，我乃照歌词中意思分为五十四节。”但后来，拉萨本译完后，于道泉又从友人那里借到一本达斯的《西藏文法初探》，发现其附录中也收入了仓央嘉措情歌，于是他在综合了拉萨本和达斯本后将其扩展为61首。最后，又加上一位藏族人告诉于道泉的未见于两个版本中的一首后，最终形成62首。

　　仓央嘉措情歌虽是西藏最流行的歌谣之一，但在当时的西藏地区以外却鲜有人知，甚至连很多藏族人也不了解其意义。“我常见有西藏人，口里能将歌词背诵得很熟，等到问他每节的意义，他却有许多不知道的。有时乍问他，他还以为能完全了解，待仔细问下去，他总发现自己不能完全了解。”要翻译它的难度之大可见一斑。但于道泉硬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将其转译为汉语，并在此基础上译为英文。在具体操作上，他把每首歌作为1个单元分为8行：第一行是藏文原诗，第二行为国际音标记录的拉萨话标准读音，第三行为藏文原诗逐词藏汉对译，第四行是准确、通畅的汉文译文，第五行为藏文原诗的拉丁字母转写，第六行为藏文原诗逐字的英文拼读，第七行为藏文原诗逐词藏英对译，最后一行为准确、通畅的英文译文。可以看出，这种设计完全是从文化交流、语言研究、文学欣赏等多角度考虑而定的，不仅显示出于道泉藏、汉、英3种语言的精深造诣和远大的学术眼光，更是创制出一套翻译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方法。这种方法也影响到后来的学者，如著名藏学家黄明信在回忆文章中就曾写道：“我1938年开始学藏文，最早得到的读物之中给我启发最大的就是于道泉先生的《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对我个人来说主要是从其研究方法和发表方式上得益最大。”

　　在此之后，仓央嘉措情歌又先后诞生了刘希武、曾缄、庄晶等汉译本，但于道泉的翻译则开创了仓央嘉措情歌翻译及研究的先河，它的重要地位毋庸置疑。

（责编：翟新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