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色寺：西藏昌都地区三大“呼图克图”之一

　　“无论从格鲁派、藏传佛教还是西藏发展历史来说，五世达赖都是值得一提的人物。”五世达赖阿旺洛桑嘉措1617年7月出生在山南附近一个贵族家庭。一年前，四是达赖喇嘛云丹嘉措趋势，控制后藏地区的藏巴汗金汁寻找转世“灵童”，经过四世班禅多方斡旋，1622年，6岁的阿旺洛桑嘉措被认定为转世灵童，迎入哲蚌寺供养，并跟随四世班禅大师学习。

　　成年后的五世达赖有着敏锐的政治嗅觉和战略远见。正是在他和四世班禅商议，派人赴青海密招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率兵入藏，灭掉支持噶举派的藏巴汗，，格鲁派从此得到很大发展。此时，内地兵荒马乱，明王朝已日暮西山。而在东北，皇太极于1636年已在沈阳称帝，定国号“大清”。

　　为了巩固其已取得的统治地位，五世达赖、四世班禅和固始汗协商，决定和在东北盛京（沈阳）建立的清朝政府建立联系。1642年，以伊拉古克三和戴青绰尔济为首的通好人员，带着五世达赖、四世班禅和固始汗的信件，绕道蒙古到达盛京。皇太极立即率领亲王、贝勒、大臣等出城迎接。入城以后，皇太极又亲自到伊拉古克三等处看望。伊拉古克三等在盛京停留了八个月，受到盛情款待。

　　1643年，皇太极去世，顺治皇帝即位；翌年，清军入关。“清朝一向注重与蒙古、西藏的关系，而满、蒙已通过贵族联姻建立起‘满蒙联盟’，他们希望能通过一定的形式加强与西藏的关系。”王尧教授说。顺治也奉行皇太极以来宠幸喇嘛的政策，他亲政后又再次派官员邀请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到京商讨国事，当时四世班禅已经70多岁，所以只有五世达赖一人代表。顺治皇帝特地在北京建西黄寺，以为达赖到京下榻之用。

　　1652年正月，36岁的五世达赖在清朝官员的陪同下率随行众人3000人，自西藏启程，浩浩荡荡前往内地。1653年阴历正月十五日（顺治九年腊月十六日）到达北京。

　　“达赖喇嘛被请来以后还有一段很有趣的故事。当时达赖喇嘛带来了一个3000人、6000匹马——一匹马骑人，一匹马装东西——的代表团，怎么进北京、经过哪些路线？这个问题比较重要。西藏人最怕天花——西藏高原上没有这种病，来到内地就怕传染上这种病，所以他们要先适应一下。在进北京之前，他们就从陕西开始一直到内蒙古的凉城县这个地方，找一个水草茂盛的地方把大部分的马放在那儿养，然后达赖喇嘛带一个27人的小分队直奔京城。先到了现在的清河，就派人去城里报告消息，明天去朝拜。”

　　“当时顺治皇帝才16岁，他先召集王公大臣开了一个预备会，商讨第二天以什么身份和规模迎接达赖喇嘛。大臣们意见不一。满洲人和蒙古人就说，黄教的教主来了，我们都是信仰黄教的，你要出城迎接这个教主。汉大臣们则认为不可以——皇上你现在是中华的大皇帝，不仅仅代表满族了，所以不可以出门迎接，而是应该坐在金銮殿上等着他们来朝拜，不然有失身份。满洲人和蒙古人认为这样不行，太傲慢了，汉大臣强调你是一个皇帝，达赖即便是教主也是你统治下的一个老百姓，绝不能失了身份……吵得不可开交。后来顺治皇帝不让他们吵了，他自己拿了主意。”

　　第二天，顺治帝宣称出城打猎，而达赖喇嘛从西直门经复兴门到永定门，双方“不期然”相会于南苑猎场。达赖喇嘛下马握手，两人互相问候，共同携手进城。“这样顺治就可以对汉大臣说：我没有出去迎接，我是路上碰见的；对蒙古人、满洲人说我出去迎接了。”王尧教授笑着说。据《蒙藏佛教史》记载，顺治帝在南苑会见五世达赖时，赐坐、赐茶、赐宴，待以殊礼，当天由户部拨供养银9万两；进京后，清帝与后妃太子炳诸亲王请受灌顶。

　　五世达赖留居在北京期间一直住在安定门外西黄寺中。五世达赖在北京停留了两个月，因水土不服离开北京，顺治帝则赐以贵重厚礼。

　　当年5月，五十达赖到达代噶时，顺治帝派出以礼部尚书觉罗郞丘和理藩院侍郎席达礼为首的官员，携带满、蒙、藏、汉四体文字的金册、金印等赶到代噶，正是册封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

　　此后，五世达赖以内地带来之金银，在前后藏各地新建了13座黄教寺院，称为“黄教十三林”——我们之前探访的松赞林寺和东竹林寺正在此列。同时，又给全藏所有黄教寺庙规定了常年居住的僧数、制定了黄教大小寺院的严格制度，如寺庙内部的组织结构，僧官的任免制度，喇嘛的学经制度，寺内纪律仪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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