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世达赖喇嘛（三）

　　原标题：十三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土登嘉措浅析

　　一般情况下，达赖喇嘛的亲政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要考取拉然巴格西学位，二是要年满18岁。达赖喇嘛被认定举行坐床典礼后，有正副2名经师，通常还有4名侍读，只有在经典造诣和品德方面都被社会推崇认可的人才可担任这些职务。达赖喇嘛的学习过程有着一整套严格的、逐级加深的规范程序，每天从起床到晚上10点钟就寝之前，都定有严格的课程作息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正副经师分工开讲后，由侍读们分工帮助复习功课。学完五部大论，与经师、侍读们进行辩论得到认可之后，达赖喇嘛还要亲自到三大寺，与该寺的拉然巴格西们在措钦大殿中进行辩论，一般到了这个时候，达赖喇嘛的年龄已达十七八岁左右。近20岁时，要选择一个吉祥年，到传大召法会上与三大寺的优等拉然巴格西们进行辩论，获得拉然巴格西的学位。就通常情况而言，达赖喇嘛都会取得本届拉然巴格西的第一名。如果在应试者中确有出类拔萃的僧人，则可与达赖喇嘛并列第一。如1959年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参加拉然巴格西考试时，就与前几年在拉萨去世的波米·强巴洛卓并列第一。通过对许多知情人的访问调查，我个人认为，西藏传统社会对达赖喇嘛学习教育的重视程度和规范程度，在世界各宗教团体培养领袖人物的过程中堪称绝无仅有。

　　从这一角度而言，在评价十三世达赖喇嘛时，对其性格的形成过程，特别是其所受的教育及成长的环境进行深层次的进一步分析是十分必要的。在政教合一的传统社会制度中，达赖喇嘛是至高无上的“神王”，但是，如果剥离其中所蕴含的神学色彩，不难看出，这一制度实际上仍然是西藏上层统治阶级人为创造出来的产物。历辈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只要一经确认，就立即被置于一个脱离社会、脱离原家庭的封闭式环境中完全控制起来，接受一整套规范化、程式化的传统教育。在这个教育过程中，达赖喇嘛的经师是全权实施者，他们要向西藏最高当局全权负责，经常与达赖喇嘛接触和提供服务的近侍僧官们，也必须遵守不使达赖越轨的保证。在经师、侍读、近侍僧官的选拔任用中，首要的一条标准就是确保达赖喇嘛按照他们的理想目标成长，即将达赖培养成忠实维护封建农奴制下的教政合一体制永远“昌隆”的领袖人物。在这种教育思路下，达赖喇嘛本人身上最容易养成一种惟我独尊、目空一切的性格特征，因此，十三世达赖喇嘛刚腹自用的行事作风如此突出并不奇怪。据称，达赖喇嘛年幼时只怕正经师一人，按照旧规，经师有权在达赖不听话，或是学习不好时对其进行体罚。因此，每次经师向小达赖磕头，也就是要挨揍的前奏时，达赖经常会吓得求饶哀号。为了消除灵童孩提时代没有同年龄玩伴的寂寞，往往要找一名比灵童稍大一些的亲属幼童作为其学习时的陪读和玩耍时的友伴。一些时候，这个玩伴就成了经师用来吓唬达赖的替罪羊，经师们有时会当着达赖的面惩罚他，“杀山羊吓抖绵羊”，以期达到震慑达赖的目的。除经师之外，其他任何人，包括达赖自己的父母兄长都要对他毕恭毕敬，近侍僧官无论年龄有多大，也必须如此。虽然达赖喇嘛年幼尚未亲政，但政教方面的主要活动他都要参加。在这些场合，达赖喇嘛均被安放在最高的宝座之上，包括其父母在内的所有人都要接受他的摸顶赐福。按照规定，达赖喇嘛的母亲1年内可以定期到达赖喇嘛住地探视几次，但时间不能长，也不能在其住地留宿过夜。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向达赖喇嘛灌输对自己神圣权威的自信心和自持力。对于这些做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我们绝不能忽视。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成长起来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其强烈的性格特点在其亲政前后的几次政治事件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189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年满18岁，并考完了拉然巴格西，己经完全符合亲政的必要条件。当时，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许多人不满摄政第穆的所作所为，散布达赖喇嘛应届时亲政的言论，在这种舆论压力下，第穆在不情愿之下提出了由达赖喇嘛亲政的意见书，但十三世达赖喇嘛深谙其中所暗含的危险，出人意料地提出，当前政务形势纷繁复杂，自己年幼难以担任，顺水推舟地婉拒了第穆被迫提出的意见。对于达赖的这种举动，第穆当然是乐于接受的。接下来又过了2年，在此期间，第穆喇嘛不愿辞去摄政的做法实际上造成了自己在官员中更加孤立的境地，于是，在几乎成为众矢之的的情况下，第穆不得不于1895年再次提出由达赖喇嘛亲政的问题。十三世达赖喇嘛十分冷静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即将此问题提交官员会议讨论。这一手可谓漂亮之极，一方面，他表明了自己的谦和和无权欲之心，由此更加反衬出第穆的贪权；另一方面，达赖亲政本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交予官员会议讨论，体现了他对下属官员们的信任和尊重，于无形中拉近了他与这些官员的关系，为其日后的统治奠定了人心方面的基础。官员会议的结果当然是一致要求达赖喇嘛亲政，于是，十三世达赖喇嘛接受了这个决定，第穆的摄政职权也就相应地被免除，同时也埋下了3年之后第穆被惩肃的伏笔。

　　第二件事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对布里亚特蒙古人多吉也夫（德尔智）的重用以及与沙俄之间的交往。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至今仍存在着许多空白点。如，多吉也夫，即“参孝”（侍读）昂旺洛桑究竟何年所生？何年入藏（个人研究认为，应在19世纪80年代）？入藏前曾在何处学习经典？学习成绩和水平如何？其入藏前是否已经成为沙俄的情报人员？如何获得了十三世达赖喇嘛那样高的信任，特别是被任命为达赖的侍读？关于最后一个问题，我曾经与西藏的一些学者探讨过。一般说来，如果昂旺洛桑是在19世纪80年代入藏的，那么他在不算很长的时间里学完全部五部大论并考取拉然巴格西是不可能的事情。此外，昂旺洛桑是布里亚特蒙古人，要讲流利的拉萨藏语为十三世达赖喇嘛辅导经典，显然先天不足，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被任命为“参孝”的高位的。依此推断，昂旺洛桑被任命为“参孝”只能用非常规的特例来解释，即十三世达赖喇嘛为了特殊的需要，在其亲政后，自己可以提出直接任命某人担任某种职务，达赖喇嘛是有这样的特权的。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在历辈达赖喇嘛中，这实属罕见的事例，似乎只有他一人行使了这一特权。在其后十三世达赖喇嘛与沙俄的关系中，昂旺洛桑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从这一件事情中，我们可以看出十三世达赖喇嘛性格的一大特点，即他认为是对的，或是形成了一种看法之后很难改变，一定要坚持到底，这完全反映了特殊环境中的特殊领袖人物的个性特点和风格。藉此，我们还可以深入地认识到，在一系列重大决策中，其个人因素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在研究十三世达赖喇嘛时，如果沿着上述思路进行分析探讨，我认为是一条重要的途径，对研究的深入将会大有裨益。

　　其三，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后的第3年，即1898年，不顾驻藏大臣的劝阻和清室的不满，将自己的经师和掌管政局的摄政第穆撤职查办，并没收了其担任摄政以来所得的全部庄园和财产，对其本人则处以终身软禁的刑罚。他的这一举措在历辈达赖喇嘛中从未出现过，从其仅仅掌权3年就运用近侍机构和护法神汉等人制造了这样一起宗教诬陷的大冤案不难看出其性格中不惜破釜沉舟，一定要置政敌于死地的这一特点，也可以看出他在权术谋略方面的心机之深。

　　最后一个事例即1903年，其亲政后的第8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将摄政时期经清朝皇帝批准任命的4名噶伦（夏扎、雪康、强钦、霍尔康）全部软禁在罗布林卡，让官员会议组织审查他们的罪行，其中的霍尔康噶伦，于软禁期间的某天早晨，人们在罗布林卡南面的一条水渠旁发现了他的尸体，成为了自杀抑或他杀的一件历史悬案。对于噶伦们的罪名，则完全是采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手段，强加了若干莫须有的罪名，并以这些冠冕堂皇的罪名，使得驻藏大臣不能不首肯并报光绪皇帝批准，其独断专横，且精于权谋的政治手腕由此可见一斑。

　　上述这4件事例，再清楚不过地勾勒出了十三世达赖喇嘛青年时期的真实画像。因此，在其亲政后不久，所有僧俗官员和三大寺堪布即完全屈从于其权威和控制之下，同时，他利用官员会议以实现不需要自己直接出面的谙熟手段，更是表现出了其在政治上特有的精明。

（责编：翟新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