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5日，如果不是出差时清晨赶赴机场途中的车祸，53岁的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钟扬，将在三天后再次踏上西藏的土地，与同事、学生一起，继续收集种子，为那里的植物学学科发展做事。

生命戛然而止。留下的，是许多人脑海里他始终爽朗大笑的黑红脸庞，是他16年间西藏行路50万公里，是他与团队在高原上收集到的，4000万颗种子——我国生物学研究和基因资源的宝贵财富。

在他生前，不止一人曾好奇，实验室攻坚，多出论文，同样可以攀登科学之巅，何以选择这半生跋涉？他却说起了最近采集到的高山雪莲种子，位于珠穆朗玛峰北坡，海拔5000米之上。

“雪莲的青藏高原种群相较其他环境优越地区的种群，明显要差得多，但这些矮小的植株竟能耐受干旱、狂风、贫瘠的土壤以及45℃的昼夜温差——它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上分布最高的植物，就是靠一群又一群不起眼的小草，向新的高地一代又一代缓慢推进……当一个物种要拓展其疆域而必须迎接恶劣环境挑战的时候，总需要一些先锋者牺牲个体优势，以换取整个群体乃至物种新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

他一生追梦，不曾稍停。

他的故事里，主角是种子

“疯子”，曾与他共事多年的复旦大学副校长金力用这两个字描述他，因为钟扬看待世界的角度异于常人。这个“异”，在于他更愿意追逐人类的真理，以无用为大用。钟扬曾对他说过，“这辈子，一个人留下的不在于文章、奖项，而是故事”。

钟扬的故事里，主角是种子。“一个基因可以为一个国家带来希望，一颗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很多次他在科普活动中说的话，道出根由。1984年，他被分到中科院武汉植物研究所，所里的一个重头研究对象是猕猴桃。那时他知道了，如今名满世界的奇异果，其种子的母体，来自中国宜昌农村的20根无人关注的野生猕猴桃枝条。

2000年，钟扬接受复旦生命科学学院的元老级人物陈家宽教授邀请，从武汉来到了上海，与同事们一起确定了生命科学学院将要突破的方向，其中之一是种质资源的研究。科学家们相信，种质资源几乎是所有重大研究成果的基础，它可以被看作是物种遗传信息的一种载体，也是未来科技较量必争之地。而钟扬，将目光投向了西藏。

“西藏的植物资源从来没有进行过彻底盘点，即使在全世界最大的种子资源库中，也没有西藏地区的植物种子。”2001年，钟扬主动请缨来到这片土地，寻找青藏高原上生物进化的轨迹。然而，要盘点清楚这些生物“家底”却并非易事，仅收集种子样本一项，一年就至少要收集600个，而且每一个样本都要收集5000颗种子，不同的样本种群所在地相隔的直线距离还不能少于50公里。按此计算，钟扬一年至少要行走3万公里。

如何收集种子？钟扬曾开玩笑说，最简单的是蒲公英，“随手抓一颗蒲公英，就有大约200颗种子。最麻烦的是椰子，8000颗种子的话，需要数辆卡车才能拖回来，这才算收集了一种植物的种子。”

而这个过程，在海拔最高的地方，又是怎样？从藏北到藏南，从阿里无人区到雅鲁藏布江，在林芝、日喀则，在那曲、阿里，哪里有需要寻找的种子，哪里就有他带队的身影。医学上常见的18种高原反应，每次上西藏，他都会碰上一两种，心跳甚至慢至每分钟44跳。

学生朱彬记忆犹新，去阿里地区的路上，自己因为缺氧快昏倒了，当时钟扬也有严重高原反应，却急着招呼给他吸氧。小朱担心老师，拔掉氧气管往他眼前送，钟扬一把抓住他的手，笑着说：“别动，怎么这么不讲卫生，快点插回去！”

他的藏族学生，如今的西藏大学副教授拉琼，忘不了跟着钟扬登珠峰采集高山雪莲的那一次。2011年，为了一个课题，他们开始寻找一种叫鼠麴雪兔子（高山雪莲）的植物。“我们在珠峰大本营周围没有找到，准备继续向上。当时我觉得钟老师不是藏族，又不熟悉山情，可能还有危险，建议他待在帐篷里等着我们，”拉琼说，“谁知被他一句‘你能进我也能进，你能爬我也能爬’顶了回来。”最终，他们在一处5400米海拔的冰川退化后裸露的岩石缝里看到了高仅10厘米、长着灰白小绒球花朵的不起眼植物。抚着花形宛如拇指的高山雪莲，钟扬开怀大笑，所有辛劳，化为心头激荡。

藏北的窗，那一束晨光

“那年8月，我们的考察队沿着泥泞小道穿越羌塘草原……半夜，一阵胸闷将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急忙唤醒同屋的博士生老王，说‘开点窗吧’。他应声起床。黑暗中，却听 ‘哐当’ 一声巨响，一股寒风扑面而来——糟糕，老王把整面窗户从二楼推了下去……第二天清晨，队伍重新启程，车开了回头看，熟悉的土墙，挂满经幡的玛尼旗杆，旅馆老板一家子挥舞告别的手臂。那后面，一缕晨光正巧投进洞开的窗口，心头顿时涌起暖意。”

一篇蓝色圆珠笔手写的小文——《藏北的窗》，是钟扬对工作日常的记录。16年前，他独自踏上这地球“第三极”，也爱上了这篇土地。他有了自己的藏文名字“索朗·顿珠”，口袋里时常放一个MP3播放器，循环藏语教学音频，渐渐地，能听懂三分之一。两年前，因为脑溢血住院治疗后，仅仅9个月，他又飞到西藏工作，与之前不同的是，原先酒量不错的他，滴酒不沾了，身边多了个透明塑料小药盒子，每天三顿，特别认真地数药、放药、吃药。出院时医生叮嘱过三条，一不能再喝酒，二要按时吃药，三不能再去高原了。

他戒得了酒，戒不了西藏。

在探寻西藏生物多样性的过程中，他认识到，这里不仅需要植物学家，更需要教育发力。在这片土地上，收集种子的同时，传递力量，播种未来——16年间，他为西藏大学争取到了历史上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成为西藏自治区第一位长江特聘教授，帮助西藏大学培养出第一位植物学博士，带出西藏自治区第一个生物学教育部创新团队。而今，这支“地方队”的研究力量已经开始参与国际竞争。

当他初到西藏大学，提出“以项目来带学科带队伍”的方向时，琼次仁副教授和不少老师一样，不相信能做得成。因为此前，那里还没人申请到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屡败屡战，2002年，他和朝夕相处的同事琼次仁联合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因为种种原因失败了。第二年再次出发，“西藏大花红景天的居群分布、化学成分变化及地理信息系统研究”项目申报成功，整个西藏大学沸腾了。

“中国56个民族，我想为每个民族，都培养一个植物学博士，”钟扬曾跟同事这么说。扎西次仁是他在复旦指导的一个藏族植物学博士生，在确定了“西藏巨柏保护的遗传学研究”博士论文课题后，师徒俩用三年时间在藏东南地区沿雅鲁藏布江两岸调查巨柏的分布与生存状况。当年的学生已投身西藏种质资源库建设。

2015年，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西藏大学理学院副院长刘星，因为钟扬的一句话，下定决心延长自己的援藏时间。“这里的博士点要评估了，需要多一些懂专业的人一起推动，你能不能留下来？”深夜恳谈之际，钟扬被来自母亲的电话打断，刘星隐约听到，“……你身体不好，别又上（西藏）去了。”他答着“放心、放心。”放下电话，钟扬告诉他，自己也会继续参加第八批援藏。

从2001年第一次踏上青藏高原，跋山涉水寻草访树，到2010年起成为中组部第六批、第七批、第八批援藏干部，复旦大学教授钟扬，已经在沪藏之间“飞行工作”了整整16年。

“不是杰出者爱做梦，而是善梦者杰出”

“不是杰出者爱做梦，而是善梦者杰出”，徐汇区建襄小学张歆老师依然记得听钟老师讲座时，留在心底的一句话。

许多人说，他用53岁人生，做完了100岁都做不完的事。这本以生命书写的大书里，他几乎奔跑着追逐自己的梦想。

梦想，又何止于西藏？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海边多为滩涂，一直是这位植物学家心头憾事。一次，他从全球变暖造成澳洲冰酒热销的新闻里得到启示：地球变暖，植物北移是大势所趋，那么常识中只适合在南北纬25度之间生长的海滨理想植被红树，能否常驻申城海边，形成一道风景线？如今，当初的梦想逐渐成真，红树林已经在上海临港海滨扎根。

为钟扬订过机票的经佐琴老师记得，他的行程会密集到7天要坐10趟飞机； 每当他回上海，就抓紧与学生见面，要么就是拎上破旧的帆布袋，和学生一起采标本，要么就在办公室“坐诊”，直到深夜；有时呆到凌晨一两点，实验楼的大门早已用铁链拴上。但推一推，人还能从缝隙中挤出。为了不吵醒门卫，身高1.8米、110公斤的钟扬，要先跨过链条、再吸肚子，一点点从狭窄的缝隙中挤出，还不忘朝旁边的弟子得意一笑。老同学黄梵有一次和他共进早餐，钟扬吃了7个包子、3碗粥、4碟小菜。他说没办法，在西藏习惯了，一定要一顿吃很多才能保存体力。长时间下来，胃都被撑大了。

这样一位充满理想、活力和热情的植物学家突然离去，周围的人都是惋惜和不舍。妻子张晓艳声声呼唤：“钟扬，从我认识你的那天起，就知道，你是为科研而生，为事业而生，为理想而生。”很多人知道，钟扬与张晓艳的约定——“孩子15岁以前，你管。15岁以后，我来。”如今双胞胎孩子15岁刚满，钟扬却失约了。同样有很多人知道，孩子名字的由来。2002年他们出生时，钟扬正在研究红树植物。两娃娃便一个叫云杉，一个叫云实。

网上一篇纪念钟扬的文章下，跟着许多评论，其中一条静静地发问：爸爸你也敢走，我还没长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