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1949年宣告成立后，面临社会主义建设的繁重任务，急需各方面建设人才。党和国家领导人自建国之初就考虑派留学生去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学习。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在苏联访问期间，据说曾会晤东欧国家领导人，周总理同他们谈到互派留学生学习对方国家语言文字以利发展团结合作关系的问题。1950年5月13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分党组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副主席写了一个请示报告，提出了派遣留学生的计划。报告称：

关于派遣留学生，现正接洽者计有三批：（一）派往苏联的，前经少奇指示，准备派200名。当即经过文教委与政府各部门接洽，各部门皆已开出要派的人数和所学项目。拟会同外交部与苏方接洽，再作具体决定。（二）捷克斯洛伐克提出互相交换10名留学生（学语言文字、历史），并愿给我国50名奖学金，同时要求我国派50名公费生，我们考虑如果接受50名奖学金，则也须同时另派50名公费生，或者也回报给捷克以50名奖学金，方为得体。（三）波兰向我国提出互相交换10名（学语言文字、历史），此事急需决定。因此，提出下列两个方案：

（一）今年派遣留学生以派往苏联为主。如果依照此原则办理，则除与苏方接洽派200名留学生外，对捷、波只互相交换10名，此20名是学捷、波语言文字历史的。拟分配为外交部保送10名、教育部保送6名、新闻总署保送2名、出版总署保送2名。

（二）与波、捷两国交换20名，分配如前述。另向捷派80名留学生，其中40名由捷政府提供奖学金，40名由我国给公费，学习重工业。同时向苏联派留学生200名。

文教委在报告中请求指示，并表示第一方案较妥。刘少奇5月15日对报告作了如下批示：“与波、捷两国交换留学生各10名立即可办。派苏联留学生在补贴问题未解决前暂时不办。”毛主席16日批示：“请周照少奇意见酌办。”周、朱、陈三位副主席都圈阅了这个报告。党中央最高领导亲自过问派遣留学生问题并审批有关报告，可见对培养人才的重视。

其后，中央进一步决定选派25名大学生去波、捷、匈、罗、保5国，每个国家5名，学习这些兄弟国家的语言文字和历史，以应外交工作之急需。周总理亲自部署，并指派文教委的冯乃超、外交部的伍修权、教育部的黄新民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具体落实。外交部与有关部门会商后照会波、捷、匈、罗4国大使馆进行具体协商。我与保加利亚虽已建交，但双方使节尚未到任，是通过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同保驻苏使馆联系协商的。中方同时表示欢迎对方派留学生来华。那时，中国同苏联、东欧各国的文化合作协定尚未签署，无章可循。由于双方关系友好、态度积极，迅速就互换留学生的具体办法达成协议。

以波兰为例，中国外交部于1950年7月4日向波兰驻华大使递交了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签署的关于互派留学生的照会。波兰大使布尔金于7月15日致函周恩来表示波兰政府同意。信中说：“根据波兰与友好国家现行惯例，交换留学生是建立在互惠原则上的，友好国家政府派往波兰的学生，波兰方面免费供宿，并提供奖学金1万8千兹罗提，高等学校免付学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派往波兰的学生，将享受和波兰政府订有文化协定的友好国家学生所享受的同样权利和待遇。”其他4国的做法也大体相似。

文教委遵照中央领导的指示，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遴选学生，后在南开大学、北京师大、复旦大学也选拔了几名。遴选对象主要是毕业生（专业不限），也包括少数肄业生。1950年7月，我从北大经济系毕业，接到组织通知，说准备派我和其他一些同学去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留学，并问我有什么困难，意见如何。当时我对东欧国家几乎一无所知，对去那里学习更毫无思想准备，本能地表示了服从组织决定。就这样，我成为被遴选的学员之一。据说最初选拔的都是男性，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提出了意见，改为每个国家派4男1女。文教委于1950年8月23日向周总理报送了去东欧国家留学生名单。报告称：“派赴捷、波、匈、保、罗五国留学生，已从本届大学毕业生37名及市委保送10名共47名中，经审查测验选拔26名，除1名准备将来派赴朝鲜学习外，计取赴上述五国学习各该国语文历史者共25名，附呈名单一纸，请予批准。”25日，周总理亲批“照准”。由于向苏联派留学生的某些具体问题尚未解决，这25名学生就成为新中国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

政府有关部门及当时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等青年组织对新中国派出第一批留学生都很重视。7月底，教育部在北京西城某地开始举办为期1个多月的培训班，着重提高学员对出国学习意义和任务的认识、进行政策教育、对学员进行考试并最后决定人选，同时也解决一些思想问题。测试科目为政治、英语、历史地理。说起思想问题，记得最初通知我去东欧国家学习时，我思想上的第一个反应是东欧国家那么遥远，什么时候能回来？会不会长期回不来？现在想起来，有些幼稚可笑了。在培训期间，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外交部苏联东欧司长伍修权、美洲大洋洲司长柯柏年给我们作了形势、政策报告，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阎宝航介绍了外国习俗和吃西餐的规矩。教育部长马叙伦、文化部长沈雁冰分别接见学员，讲了许多期望和嘱咐的话。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副书记廖承志、蒋南翔同我们亲切会见交谈，并请我们吃了一顿西餐，作为一种国外生活的预习。全国妇联负责人之一廖梦醒也出席了这次聚会。通过一个多月的培训，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学习任务之重要及党和国家企望之殷切，热情高涨，确有任重道远之感。刚集中培训时，每个学员具体去哪个国家尚未定，培训结束后由学员自报志愿、领导统盘考虑决定。我被分配到去波兰的一组。

临出国前，国家为我们25人统一发了服装。记得有两套中山装（女同学是西服上衣，长裤），一套是黑呢料的，一套是卡叽布的；一件黑色粗呢料大衣，羊皮内衬。这些在当时已算很高级的了。此外，还发了点钱供购皮鞋、内衣之用。后来对个别家庭经济困难的同学，教育部还给了些安家费。国家对我们的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

1950年9月中旬，25名留学生满怀革命激情乘火车离北京去莫斯科然后分赴5国。教育部、外交部官员、团中央及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领导人以及5国驻华使馆外交官员到车站欢送，大家深受鼓舞。

九月下旬，分为5个小组的留学生分别到达5国首都。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都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们的政府和人民都把来自新中国的留学生看成是中国青年代表和人民的使者。留学生到达5国边境时，各国都派政府官员和青年组织的负责人到边境迎接，罗马尼亚甚至安排火车专列自边界送到首都。至今我仍记得那热情洋溢的场面。

对我们这批留学生的学业如何安排进行，5国政府和中国有关部门都没有经验，双方经历了一段相互了解的过程。周总理对我们的学习关心备至，8月初，他在外交部关于派遣留学生问题的一份报告中批示：去波兰学工矿的，可以入他们的采矿大学（当时有关部门酝酿派5名学生去波兰学采煤，5名去捷克学兵工），去学语文的最好特设一班，不分别入各系。中国教育部及驻5国大使馆即本此精神与对方国家研究磋商。先后与5国政府商定由他们的教育部门调派懂英语的语文教师单独给中国学生开课，第2年增加历史课，也是单独开。到了第3年，有的国家还专门为中国学生开了地理课、文学史课。这种特殊的做法，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在共同理想、目标基础上的紧密团结和友好合作的特殊关系。

我们去波兰的一组5人，除我外还有刘铁生、萧惠敏、李嘉训（女）、谢孟纲4位。到华沙后被安排在市内“大学生之家”一幢大楼内居住，两人一间。后来为便于学口语，经我们要求，改为和波兰同学同住。这几位波兰同学是由波兰高教部通过党、团组织选派的，都是统一工人党党员、青年联盟中央（相当于我团中央）干部，政治上较强，大家相处很融洽。波高教部把我们的学习管理挂靠在华沙大学东方语系。系主任是波兰著名的汉学家雅布翁斯基，对中国感情很深，后来两次来中国参观访问，病逝在中国。除高教部派的语文教师每天到我们宿舍教课外，东方语系还安排了两名助教帮我们学习。第2年华沙大学派教师到宿舍讲授波兰历史，第3年在地理系为我们增开了波兰地理课。这些老师教我们都很认真负责，是我们的恩师和益友，我一直保存着他们的照片，至今不忘。那时波兰建国不久，经过二战严重破坏，经济还比较困难，黄油等实行配给制。我们在学生食堂吃饭，生活方面不提要求，馋了就到使馆去吃顿中国饭。波兰政府所发奖学金，按当地汇价约合45美元，不足以添置衣服，我国教育部得知后，拨款给我们添置了两套西服，一件夹大衣。在生活方面，5国做法不尽相同。例如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除发奖学金外，还专为中国学生制做了衣服。

在5国，每逢双方国家重大节日如国庆、五一节举行庆祝活动和青年学生有什么大的集会，中国留学生都被邀请参加。在青年学生的集会上，中国留学生的代表经常被邀坐在主席台，所到之处都受到欢迎。这倒不是因为我们这批学生有什么长处，而是因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当时在东欧各国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同时这些国家的人民受着执政的共产党、工人党的国际主义教育，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到了寒暑假，这些国家的教育部门或青年团就组织中国留学生去山上或海滨度假，我们与这些国家的学生朝夕相处，感情相通，无任何隔阂。这里顺便提一下，1950年底到1951年上半年，东欧5国先后选派了留学生来华学习。中国政府对他们也作了良好的安排和照顾。

中国驻5国大使馆对留学生的学习、思想抓得很紧，管得较严；同时也尽量照顾留学生的生活。同学们学习都很努力，并自觉地尊重使馆的领导，非常听话，定期向使馆汇报自己的思想和学习情况。后来我国教育部专门制定了委托使馆代管留学生的规定。那时有一个精神，即留学期间不要谈恋爱。大家都遵命实行，在国内有恋爱对象的就主动断了关系，这在现在看来可能是不可思议的事了。

中国首批留学生在5国政府和本国政府的关心照料下，在国际主义的气氛和友谊的海洋中学习了3年，初步掌握了这几个社会主义友好国家的语言文字和历史知识，1953年夏结束学业回国（赴匈牙利留学生学习期限延长1年）。那时的留学生都盼望早日回到祖国怀抱，无一人有滞留国外的念头。这也许是由于时代不同，想法不同吧。25名留学生回国后都按原计划分配到外交部工作。后来由于北京大学开设东欧国家语言课、外国语学院成立东欧语系，一部分同志被调任教师，还有两位同志因工作需要调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一名调入工业部门工作。这25名留学生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勤恳工作，为增进中国人民同东欧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为加强和发展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合作竭尽努力，他们不计名利、不讲待遇，无私奉献，没有辜负国家的培养和期望。8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干部“四化”方针后，这批留学生开始担任较重要职位，后来在外交战线工作的有5位同志担任了国家驻外大使，1位担任大使衔总领事，3位同志担任了驻外使馆参赞；在学校和研究机构工作的同志担任了正副教授、正副研究员。这些人现多已年近花甲。在40多年中，他们在政治生活和职业生涯中也经历过挫折、逆境和各种风浪特别是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甚至伤害，但他们忠于共产主义理想、忠于国家和人民，矢志不渝，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坚贞品格。如今，有些同志已经作古，其他人也都离休退休，安贫乐道，不失晚节。

（摘自：欧阳淞 曲青山主编：《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济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