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惠生：他是活着的孔繁森

　　王惠生喜欢休闲随意的穿着。头戴一顶草帽，身着最普通的老汉衫和卡其布裤子，肩背军绿色挎包。这身打扮，让他在熙熙攘攘的都市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却又让人感到难得的简单与淳朴。

　　就是这位面容清癯的老人，在阿里这个一般人所一生未曾涉足的神秘土地上，挥洒了将近30年的时光。三年前，他因严重的“高原反应综合症”挥手告别了神圣的雪域高原，回到了北京安度退休生活。医生告诉他，他或许今生无法再踏入西藏。

　　然而，在遥远的阿里高原，人们至今仍在口口相传王惠生的故事。他们会用赞叹的口吻重复着同一句话：他是活着的孔繁森。

　　从“鸡头”到“鸡尾”的壮志豪情

　　1979年6月。火车飞快地行驶在铁轨上，伴随着“轰隆隆”的巨大声音驶向远方。一过兰州，村庄就开始变得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广袤荒芜的戈壁滩。火车一路颠簸来到甘肃柳园后，停了下来。车内六十位年轻人的心潮开始澎湃。就是在这里，他们就要分别，去到传说中雪域高原的各个角落，为支援西藏奉献自己的力量。有一位个头不高，眼神明亮的小伙子显得尤为激动，他的目标很坚定，要去阿里。

　　这个小伙子便是王惠生。

　　1950年，王惠生出生在北京一个普通的家庭。在13岁那年，他考入了北京体育学院预科班学习体操专业，并于1967年入了党。自那时起，王惠生就暗暗告诫自己要用一生来实现入党时的誓言。

　　在那个年代，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感染着他，人们对共产主义必将实现的信念激励着他，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祖国，让人民过上更富裕幸福生活的责任在他心中涌动。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王惠生热血沸腾地写下了申请书，要求去开垦北大荒。1967年，组织上批准了他的申请，王惠生被安排到黑龙江省富锦县七星农场插队落户。

　　在七星农场插队期间，王惠生种过地、烧过砖、打过石头，做物资，开船、开车、造船等等。艰苦的工作环境锻炼了他的意志，提高了他的思想觉悟，他逐步成长为连队指导员，并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和“学雷锋”标兵。

　　然而，他心中一直有一个梦想：去西藏，去到祖国最边远的西部贡献自己的力量。早在他小的时候，一部部诸如《金沙江畔》《农奴》等有关解放军工作队到边疆去支援工作题材的电影便深深影响着他。他希望去到那遥远而神圣的雪域高原，做出自己的贡献。

　　1976年，机会来了。当王惠生听到了西藏需要人来支援边疆的消息时，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当晚，他站在地图前，手指一划拉，指到雄鸡尾部一个叫野马滩的地方，告诉他的“荒友”，我下了决心，要到这里去！而那个区域，正是阿里。

　　日后，王惠生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对于我这次离开本单位到西藏去，我知道会有很多的说法。这是我意识到的。有些人是不理解的。但我坚信我走的路是对的。是我一个共产党员应该的。”

　　确定要去西藏之后，王惠生参加了哈尔滨师范大学的两年培训。1979年1月，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王惠生同哈尔滨师范大学60名学生一起，带着心中的热情，慷慨激昂地分赴西藏。临行前一个知青战友为他写了一首诗，深深激励着他：

　　阿里长云暗雪山，常念战友破楼兰。

　　几回梦游珠峰顶，化作豪情展新篇。

　　到了西藏后，王惠生才得知当时阿里还归属新疆管辖。于是，他被分配到了拉萨市文教局工作。不到一年的时间，西藏便赶上1980年干部大批内调。当时阿里已经划分为西藏管辖了，急需人才，要抽调干部。王惠生时任文教局人事科干事，同时兼管团委和工会的工作，如果继续努力下去，前途不可限量。然而，他不顾同事的劝阻，也不理会有人说他“傻”，毅然决然向组织部打了报告，决心奔赴阿里。

　　1981年11月，当王惠生的双脚终于落在阿里那片神圣的土地上的时候，内心感慨万千。他心中那如同火山爆发一样的激情，最终将他从北京“烧”到北大荒，“烧”到神圣的雪域高原，烧到了让他魂牵梦绕的阿里。

　　“活着的孔繁森”

　　上溯狮泉河而行，冷意的风扑面而来，透着丝丝缕缕冰雪的气息，水波翻滚，流向远方。远方不叫狮泉河，换名为印度河，属于异国他乡，连接着另一头未知的风光。

　　到了阿里之后，王惠生被分到宣传部工作。“阿里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占地30多万平方公里，我去的时候平均每5平方公里才有1个人，那是我们国家——乃至全世界——人口密度最小，最荒凉的地方。”王惠生说。

　　当时，阿里地区交通不便，最好的北京牌汽车，到拉萨或到新疆叶城都要走近半个月。到最远的措勤县要走近一个星期。物质特别匮乏。几乎所有生活必须品都要从新疆或拉萨长途运来，没有新鲜蔬菜，除了土豆、萝卜、白菜几乎没有其它菜。王惠生说，到了阿里，才真正理解了“老西藏”精神，才真正明白了“阿里人”的含义。 

　　1989年，时任阿里地区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地区电视台台长的王惠生受命去开展人口普查工作。楚鲁松杰乡是全国唯一的未改乡，没有进行民主改革，还沿袭着封建农奴制。他在工作之余，详细地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状况，当他了解到这里没有电视看，不能通电话，非常痛心。回到地区后，他立即到自治区有关部门争取到电视卫星信号接收器和单边带，送到楚鲁松杰乡去。当时，他带上那时的电视台副台长嘎玛索巴，先坐车将仪器送到曲松乡，又借了牦牛驮东西，但是部分精密仪器不能让牛驮，他就自己背上，风餐露宿，徒步翻越海拔6000多米的大山，赶着牛，背着仪器走了三天，才将仪器送到了楚鲁松杰乡的贡芝村，又用三天时间安装好了卫星接收站和单边站，并调试好，亲自与扎达县，阿里地区通上电话，亲眼看见群众看上电视后，才满意地返回阿里地区。直到今天，当地的群众一说起这件事，还满怀感情的说：“感谢党，感谢共产党的干部！”

　　1990年，王惠生被调到了阿里地委党校担任校长。王惠生本身是回族，他对党的政策、民族理论、民族历史以及周边国家历史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他到处搜罗各方面的图书，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总是从书中探询他渴求的知识。几年下来，他成了地区党校教西藏历史和民族理论最好的教员。1993年，孔繁森在阿里地区担任党委书记时，王惠生请孔繁森为培训的干部讲党课，为了迎接孔书记，他特意买了四包“红塔山”。孔书记却说：“咱们这儿的条件，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买烟干啥？”过了一段时间，孔繁森第二次来党校讲课，王惠生又拿出那四包香烟，孔书记还是没有抽，没想到这四包香烟竟成了纪念孔繁森的文物。

　　1994年，在评选“全国民族团结模范”时，阿里地区一致推选孔繁森和王惠生到北京接受国务院颁发的这一奖励。王惠生当时去北京准备为孔繁森代领奖励，未曾想到，还未返回阿里，就得知了孔繁森不幸去世的噩耗。

　　王惠生悲痛不已。先烈的事迹，榜样的激励，使他的共产主义信念和理想更加坚定，他化悲痛为力量，将自己投身于阿里建设的事业中去。他生活简朴，但经常为别人和公益事业捐款，像亲人一样照顾地区电视台两名无人照料的老人洛桑和顿珠；他利用回北京探亲的机会，从中央党校联系到一些电脑无偿捐赠给阿里地委党校，让边远的阿里干部也能学习了解有关的电脑知识；他将老乡的事当成自己的事，自掏腰包为他们解决……

　　在他的身上，“老西藏精神”得到了最好的演绎和发展，奉献者的精神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和宏扬。阿里的人们都称他为“活着的孔繁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