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4年起,上海派出六批共307名援藏干部来到日喀则,为这里的日新月异添砖加瓦。从海拔0米升至3890米,这些援藏干部“头发少了、血压高了、心率快了、用药多了、记忆差了、视力降了、睡眠少了”,但他们依然无怨无悔。
上海第六批援藏干部、日喀则地区行署副秘书长王栋梁给14岁女儿写了一封信:“援藏前,老爸曾征求你是否同意援藏,你很爽快地回答:好啊。其实援藏既有党组织的要求:固边戍国,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定的职责;又有你老爸不安现状,敢于突破,书写人生壮美篇章的追求。一切皆有可能,每个人身上都蕴藏着巨大的能量或梦想,我们要敢于挑战自己,挖掘自己的潜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或梦想……早上不能送你去上学了,你要注意安全。”
给女儿的信中,王栋梁特别提到了西藏孩子的生活:“等你下次到西藏,看一看与你同龄孩子的生活境地,你自然有比较、有感触。这儿经常停电停水,孩子们回家要单独走一两个小时的山路,一天三顿都吃糌粑(青稞做成的面疙瘩),没蔬菜,两个星期左右才吃一次肉,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这儿的孩子坚强、独立、朴实。”
从“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到“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降标准”、“海拔高士气更高”等援藏干部的奋斗号角,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援藏干部身上那种特殊的精气神,那股令人钦佩的“西藏干劲”。
每一位援藏干部的宿舍里都摆着氧气瓶,实在扛不住了,就吸上几口,还不敢多吸,怕上瘾。援藏不到一年,拉孜县委书记顾耀明回上海体检,检查出二尖瓣关闭不合轻度返流,典型的高原病。在他宿舍,记者看到床头上摆着不同种类的安眠药,“从来的那天起就失眠,不吃安眠药根本睡不着,这个不管用吃那个……”顾耀明轻描淡写地说着。不久前,他还带着六位拉孜县的当地干部从上海挂职归来。一个半月里,他们六人在徐汇区旅游局、财政局、经委等一线部门“拜师学艺”,汲取上海同行在城市管理、产业发展上的一些先进理念。回到拉孜,这些理念很快就要被运用到当地的工作中去。
五年前,来自南汇的“西瓜大王”张良民带着7000颗南汇8424西瓜种子在上海援建的拉孜农业示范园播下第一块试验田,专门从上海请来一名技术员,教授农民温室栽培技术,还免费给农民送苗、送技术。如今当地农民发展大棚种植已蔚然成风,种植亩产纯利润与之前种青稞相差十倍。眼下,获得了农博会金奖的拉孜西瓜已经成了西藏地区的“抢手货”。
“英雄城”江孜县,是西藏旅游圣地之一。原先,人来人往的县城内交通秩序混乱、人车混行、流浪狗咬人事件频发,卫生状况也不尽如人意。上海第六批援藏干部来了后,首先想做的,便是改变这里的城市面貌。江孜县委书记张伟之前是闵行区莘庄镇镇长。结合自己之前在上海的工作经验,张伟和他的同事们拿出了一套颇具“上海特色”的市容管理机制充实城管队员,实行网格化管理,推行疏导结合、人性化执法,同时聘请老干部巡访团加强社会监督。
类似的智力援藏,已经成为了上海第六批援藏项目中的一大特色,并为日喀则地区的日新月异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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