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第六批援藏干部工作侧记：在雪域高原上追寻理想

　　为什么援藏？

　　每一位援藏干部肯定都被问过、也自问过这个问题。

　　上海第六批援藏干部、日喀则地区行署副秘书长王栋梁给14岁女儿写了一封信：“援藏前，老爸曾征求你是否同意援藏，你很爽快地回答：‘好啊。’其实援藏既有党组织的要求：固边戍国，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定的职责；又有你老爸不安现状，敢于突破，书写人生壮美篇章的追求。一切皆有可能，每个人身上都蕴藏着巨大的能量或梦想，我们要敢于挑战自己，挖掘自己的潜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或梦想……早上不能送你去上学了，你要注意安全。”

　　这是一位父亲的心声。爱家人，也爱祖国。爱上海，也爱西藏。那些不同层次的爱，在人生更高的追求中得到了统一———采访上海第六批援藏干部的过程中，记者常常听到一个久违了的词语：“理想主义。”在这个远离都市喧嚣，也远离都市繁华与便利的地方，高原升华了心灵，雪域重塑了坚韧。3年援藏，是爱的远行，是心灵的洗礼，是无怨无悔的选择。

　　（一）

　　2010年6月18日，到日喀则第一天，上海援藏干部、日喀则地区民政局副局长刘伟权想抽根烟，却连续划了3根火柴也点不着香烟，好不容易点着了，火很快又熄灭了———高原给予援藏干部们的第一个下马威：缺氧。

　　习惯在东海之滨生活的援藏干部们，高原反应五花八门。头痛欲裂、恶心呕吐、夜不能寐……第六批援藏干部领队、日喀则地委副书记、行署常务副专员闵卫星进藏前，朋友送了一个收录了1000多本书的电子阅读器，“他说高原是读书的好地方，安静。哪想到看书也会呼吸急促、心跳加快”。

　　“洗脸都让你感觉是在劳动，弯腰系鞋带半天站不起身来。”援藏干部、日喀则地区上海实验学校校长助理周世杰说，刚到高原他反复被同事告诫：什么都要慢。有趣的是，周世杰发现，这里连苍蝇都是慢性子，个子奇大，声音很响，慢吞吞飞着犹如轰炸机在耳边盘旋。

　　这些初到西藏的感受，援藏干部们像讲笑话一样讲给记者听。在西藏流传着一句话：进藏3天是个关、3月是考验、3年成条汉。援藏一年，58名援藏干部平均瘦了十来斤，也扛住了高原的考验。

　　（二）

　　每一位援藏干部的宿舍里都摆着氧气瓶，实在扛不住了，就吸上几口，还不敢多吸，怕上瘾。援藏不到一年，拉孜县委书记顾耀明回上海体检，检查出二尖瓣关闭不合轻度返流，典型的高原病。在他宿舍，记者看到床头上摆着不同种类的安眠药，“从来的那天起就失眠，不吃安眠药根本睡不着，这个不管用吃那个……”顾耀明轻描淡写地说着。

　　不过，工作节奏却似乎慢不下来。记者在海拔4100多米的拉孜县采访，一天下来，只觉脑袋昏沉、思维停滞。经过援藏干部、拉孜县建设局局长刘兴军的办公室，晚上10点多了，刘兴军正边抽烟边对着拉孜堆谐文化广场的建设图纸苦思冥想。看见记者，他兴奋地跳起来：“快，来帮我看看这个大屏幕应该放哪？”刘兴军曾生过一场大病：去年9月，他不明原因腰疼，开始没在意，直到10月11日一公路发生塌方，他赶到施工现场，腰痛又发作，差点一头栽倒在公路上的大坑里，到医院一看：肾结石。去上海做完手术，回到拉孜，他照样还是“拼命三郎”，硬气得连西藏汉子都竖大拇指。

　　这一年来，上海第六批援藏干部完成了援藏5年规划和3年行动计划，援藏项目也陆续开工。“走路都比我们快”，拉孜县曲复镇党委书记、30岁的藏族干部巴桑次旦说，上海来的援藏干部，让当地干部更深刻理解了“效率”这个词语。

　　（三）

　　“上海人跟传说中的不一样，很热情，很豪放。”定日县的县委副书记顿珠感叹。

　　那天晚上，在喜马拉雅山麓的小县城定日，我们一起在上海援藏干部、县委书记蒋仁辉的宿舍聊天。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全县没通国家电网，有个小水电站，靠穿城而过的协格儿河发电，可近些年来降水稀少，到晚上11点才能发电。100瓦的白炽灯，照明程度大约等于正常状态下二三十瓦左右，也无电视可看，下半夜电就停发了。不过，虽然屋内灯光昏暗，大家却聊得热火朝天，兴头上，援藏干部还唱起歌来。

　　所谓的豪放，大约是被高原反应和清冷与孤寂的环境逼出来的。定日县中学副校长殷壮求说，自己从上海到西藏后，失眠了整整一个月，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思维凌乱，口干舌燥。无眠的夜里，对家、对上海的思念也更甚。还是一位“援友”悄悄给殷壮求支了一招：兄弟，喝点酒吧，喝了不想家。终于，本来滴酒不沾的殷壮求，在一次与藏族干部聚餐时酩酊大醉。

　　藏族群众能歌善舞。定日的6位援藏干部，全都学会了跳“洛谐”（当地的一种民间集体歌舞）。这也是这里唯一的娱乐活动，“在传递浓浓的藏汉情谊歌声中，我们想起进藏前的豪壮与誓言，一腔热血又涌上心头。”殷壮求在日记中如此记载。

　　那一个瞬间，援藏干部忘却了高原条件的困苦和心灵的孤寂。

　　那一刻，他们与高原人民的心灵，近了。

　　（四）

　　去年中秋节，通过日喀则电信的视频会议室，援藏干部们与上海进行了视频连线，为家人表演两个节目，舞蹈和合唱。当视频信号接通，会场的两台显示器出现上海的画面时，援藏干部们几乎忘记了表演，费力地在画面中找寻着自己的家人。每当闪过亲人的画面，两边的会场都会爆发出一阵阵欢呼，一阵阵跃动。

　　一位援藏干部的妻子，在视频的另一头演唱了一首《多想有你在身边》：“多想有你在身边，能够和你肩靠肩，与你相见在梦里面……”日喀则的会场变得鸦雀无声，负责当天活动的援藏干部、日喀则地区广电局副局长宁菁偷偷环顾四周，看到不少平时硬朗的汉子，在亲人的呼喊中已是泪流满面。

　　“我最愧疚的还是对孩子。”亚东县委书记纪晓鹏说，他是第五批援藏干部，去年期满后却决定留下来再干3年。纪晓鹏说，对这个决定，妻子是“同意但不愿意，难受不过接受”，10岁的儿子却说：爸爸我支持你。但今年过年回家，有一个细节让他感慨：每天晚上睡觉前，儿子都会检查门锁了没有，“那一刻我很心酸，突然明白，父亲4年不在身边，对一个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

　　（五）

　　给女儿的信中，王栋梁特别提到了西藏孩子的生活：“等你下次到西藏，看一看与你同龄孩子的生活境地，你自然有比较、有感触。这儿经常停电停水，孩子们回家要单独走一两个小时的山路，一天三顿都吃糌粑（青稞做成的面疙瘩），没蔬菜，两个星期左右才吃一次肉，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这儿的孩子坚强、独立、朴实。”

　　包括王栋梁在内，上海第六批援藏干部与日喀则地区上海实验学校34名贫困学生结成了帮扶对子。实验学校的校长黄永东到高二（5）班的白玛曲宗家家访，孩子的母亲哭着求他让白玛退学，说家里穷，实在供不起。“他们家在海拔5400多米的帕里镇，全家的经济来源就是几亩薄田，孩子什么也不说，只在一旁流泪”，黄永东毫不犹豫地承担了白玛曲宗的学费，还会每天给孩子送一个煮鸡蛋，“我能做的，实在不多”。

　　在西藏办学不易。定日县中学的达次副校长说，学校50%以上的老师专业不对口，“唯一一位音乐教师，这个学期刚刚被挖走”。殷壮求是这个学校来的第一位上海老师，他给老师们讲上海新课改的理念与行为，引起老师们的强烈反响：“从来不知道课应该这么上！”殷壮求感叹：“这里的老师有的是真诚和干劲，但缺少与外界的沟通，缺少最前沿的教改信息，我深切感受到一种强烈的使命感。”

　　（六）

　　定日县县委办公室主任钱德怀印象最深的，是一些偏远乡村的路，或修在河道边沿，或筑在深谷之侧，路面原料为碎石和土，路窄坡陡，弯多弯急。有一条盘山路，45公里长，180度的拐弯有127个！“走过这些路，你就会感受到什么叫崎岖坎坷，什么叫翻山越岭。”钱德怀说，那里的百姓出门是件大事，他们带着酥油茶和糌粑，有车就搭，没车就走，从自己的村庄到最近的城市，有可能要走上十天半月。

　　没有亲身到西藏走一走，确实很难想像当地人的生活状态。“西藏变化很大，但是，与内地发达地区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拉孜县曲复镇党委书记巴桑次旦认真地跟记者探讨对发展的看法，“我们在精神上依照传统的信仰，但物质上，也希望过上现代化的生活”。巴桑认同上海援藏干部的工作思路：稳定和发展不可分，稳定的局面促进发展，发展再促成稳定。

　　“从一点一滴改变西藏，发展西藏。”十几年来，六批上海援藏干部积跬步以致千里。其实，他们安的每一盏路灯，打的每一口井，朴实的西藏人民都没有忘记。在那些上海援助的工程工地，常可以见到洁白的哈达，那是藏族人民的祝福，也是民族情深的见证。

　　（七）

　　纪晓鹏说，他忘不了一个人。那是他到亚东县与印度锡金交界的乃堆拉山口慰问边防部队时，遇到的一名年轻士官，安徽人，已经在乃堆拉驻守了16年。长年生活在海拔4000多米的边防哨所，长期缺氧又吃不到新鲜蔬菜，34岁的小伙子，一口牙齿已全部掉光。“想到这些人，自己吃的那些苦，又算什么。”

　　刘伟权说，他愿意做雪域高原的一朵格桑花，努力而坚强地活着。在藏语里，“格桑”即好时光之意，她生长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地方，美而不娇，柔弱但不失挺拔。每年的春夏之交，风姿绰约的格桑花，就如约绽放在草原上。

　　“援藏磨练了意志，开阔了胸怀。”援藏干部、日喀则地委组织部副部长黄达明说，这一年来最大的感受，就是为奋发进取、情深义重的“兄弟们”感到骄傲，“我们一定不负家乡人民的所托，在新的起点上实现上海援藏新跨越。”

　　也许，最深切的援藏感悟，只能每个人独自心领神会。但对人生价值的追寻，对爱与奉献的信仰，却是那些远行的心灵共同的守望。

（责编：南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