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占领大勃律后，更有大量军队和随军人员进入该地，使得该地的宗教文化和吐蕃本部更为趋同，因此藏传佛教在那里曾经盛行一时。到吐蕃王国瓦解时，那里已经有大量藏族人，但由于吐蕃政权的崩溃以及群山阻隔，再加上冰川下滑引起的特大洪灾，使得交通异常困难，他们同西藏本土及藏族社会联系的主渠道就此中断。吐蕃王室的后裔在西藏西部建立对“阿里三围”的统治时，其辖地包括了拉达克，但是勃律地区并未包括在内。13世纪中期西藏主巴噶举派的著名的旅行家和朝圣者邬坚巴?仁钦贝曾经专程到邬坚地方去朝拜各个佛教圣地，他的传记中说，印度河经过克什米尔北面流向勃律，大食，再流到邬坚地方 ，他在邬坚巡游五个月，始终没有去勃律，可见即使是邬坚巴这样不畏艰难的旅行家，也把勃律视为畏途而驻足不前。

　　尽管长期处于封闭的环境中，但是大小勃律的居民不畏艰难，世世代代顽强地生存下来，保持自己的语言和习俗，成了巴尔蒂人的主体。据语言学家的调查和分析，今天的巴尔蒂语属藏语西部分支,保留了许多古藏语的因素,但也受到了波斯语、阿拉伯语、希纳语、布鲁沙斯基语、乌尔都语等多种语言的影响。藏文在巴尔蒂斯坦已失传，但境内保留有一些古代藏文岩刻，还有藏族的英雄史诗《格萨尔》在该地仍然流传。巴尔蒂斯坦和西藏西部的地区仍然有一些人员交往，一个特别的实例是，清乾隆二十年(1755）二月，清朝出兵远征准噶尔汗国，迅速平定了该地区长期的内乱，但叶尔羌、喀什噶尔一带伊斯兰教白山派的波罗泥都(史称大和卓）及其弟霍集占(史称小和卓）又公开发动了反清叛乱。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初，清朝派出大军讨伐大、小和卓，战事异常激烈。在平定大小和卓叛乱的过程中，巴尔蒂斯坦和拉达克方向曾受到清廷高度关注。由于新疆南部有多处山口通往拉达克和巴尔蒂斯坦，并进而通往印度，为防大、小和卓经该地外逃，乾隆帝多次谕令前方将领严防各处隘口。对西藏阿里及拉达克方向，乾隆帝还多次谕令当时在拉萨办理寻访认定七世达赖喇嘛的转世事务的章嘉呼图克图若比多吉联系阿里、拉达克的首领，协助擒拿。巴尔蒂斯坦诸河谷统治者，从拉达克商人处得知清朝大军平定南疆的消息和章嘉呼图克图传达的乾隆皇帝的旨意后，也派出使臣至叶尔羌清朝大臣处称贺，并请求通商贸易。因此产生了巴尔蒂斯坦和清朝政府多次交往联系的事情 。

　　在漫长的岁月里，若干其他民族的游牧部落从不同方向来到这里。长期的混居使当地居民混入了达尔德人、克什米尔人、突厥人、伊朗人等多种其他民族成分，特别是伊斯兰教的势力东扩，经过这里向南亚传播，到14世纪巴尔蒂斯坦宗教实现了伊斯兰化，对原有的传统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这些与藏文化区隔离开的巴尔蒂人依仗人数的优势和深厚的文化基础，始终没有被外来者所同化，相反的是外来者接受了他们的语言和许多风俗习惯，在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连片的伊斯兰教地区中形成了一个特别的信仰伊斯兰教的藏文化区，也是最西端的一块伊斯兰文化和藏文化混合的藏文化区 。

　　2010年5月10日，考察组会见了斯卡杜地区历史文化学者穆罕默德?优素福?阿布迪先生，并参观了他的私人收藏。阿布迪先生是一位热心搜集巴尔蒂的各种文物的人士，也是热爱和研究这些文物的有心人。在他的私人收藏中，有多件吐蕃王朝时期的巴尔蒂地区的文物，如藏传佛教的佛像和法器等。其中有一块长约3米，宽约0.?2米的一块石刻，因为上面刻有藏文。据阿布迪先生介绍，此石刻为本地一户人家在修建房屋挖地基时从地下挖出来的。阿布迪先生说，因为石刻为长条形，上面的文字为横向阴刻，又是从居住区出土的，所以估计是作为门厅的横梁使用过的长条石刻。由于收藏文物的地方拥挤狭窄，无法完整拍照，故由摄影师张超音将石刻分几段拍摄，待回国后将照片仔细拼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