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上的“阿凡达们”

　　余友心和韩书力出生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计美赤列和巴玛扎西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人，如果他们提及自己的经历只是在讲故事，那么“70后”艺术家的创作和思考则是正在发生的历史。

余友心

　　像中科院少年班一样，西藏大学办过几次“艺术少年班”，从初中毕业的学生中直接招生，1980年代招过一届，1990年代也招了一届，次旦久美、德珍、次仁朗杰同为那一届的学生。

　　德珍面临的状况或许很好地代表了西藏几十年的变迁。她的家族曾是拉萨贵族，“我曾经画过一幅贵族系列组画，从我的祖父到我的儿子。底下是爷爷奶奶，穿着传统的藏装，上面是父母，穿着新时代的军装，上面是我们俩，再上面是儿子，儿子画成了一个阿凡达的形象。那时候看《阿凡达》，觉得西藏也有点像那种状态，面对现代文明的冲击，儿子的时代我们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同样夹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久美也常常思考着同样的问题，“西藏我们这代人（七零后）还是比较传统一点。八零后、九零后可能对于传统所知不多。从我父母那里讲起，西藏有一个文化断层，从奴隶社会直接跨越到社会主义社会，再加上‘文革’的浩劫，这中间有很多断层，没有联系起来的东西。我们前辈可能停留在一个纯信仰阶段，我们这一代可能更会去思考这些传统，自己这一代失去了什么，对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计美赤列

　　作为土生土长的拉萨人，久美珍视传统，但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他同样要面对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现代化的洗涤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也体现在艺术创作中。

　　余友心曾经对当今美院体制提出质疑，“美院的教育很霸权，相当于工业生产。靠学院培养的学生，直接画西藏，找不到对接点。因为学院那一套基本上是西方教学体系，美学观念、基础理论和东方文化是有距离的。从五四以来中国文化的致命弱点，就是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关系，要么是投降主义，要么是排斥主义。”

　　面对两代人不同的艺术和文化，当今的艺术家需要以自己的创作作为回答。久美说：“我们去寺庙看壁画就是看自己的历史，我们也在玩着最新的游戏机卡带，这种文化记忆只有我们这个时代才有，可以把感受直接抒发到画面上，不需要刻意寻找一个元素。”久美相信这样的并置可以真实地反映当下的状况，他正在创作的“剪影系列”就是现代的文化符号加上传统的文化元素，四个摩登女郎的剪影中描摹着经典的佛教图像。在久美看来，这体现了佛教对于现代人的一种意义，“西藏在现代化建设上可能相对落后，但是西藏的文化同样在影响外来文化，西藏的热度这几年逐渐升高，本土的人如何去定位这种关系，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