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本刊记者甄宏戈）

（摄影：本刊记者甄宏戈）

　　他们来自藏区，并最终成为了藏传佛教圣地——西黄寺历史的一部分。当“北京”变成他们此生的宿命时，故乡的轮廓也越来越清晰。

 　　“车越来越多了，人越来越多了。原先北京的路只有一个环，现在有六个环。”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副院长、68岁的那仓·向巴昂翁活佛感叹北京的变化。

　　这已经是他在北京生活的第22个年头了。他还记得自己刚到西黄寺上学时的情景，周围没有路灯，没有商店，那个时候还没有开辟出中轴路。而如今，偏僻的西黄寺已经四通八达，并被繁华的商圈包裹，就在佛学院大门的斜对面，不到50米的距离，便是一个偌大的肯德基餐厅。

　　一墙之隔，西黄寺仍然独守着一方清净。这里如今是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所在地。西黄寺曾被称作是“达赖庙”，是清政府特别为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进京而修建的皇家寺院，作为其在北京的行宫。

　　1652年的藏历水蛇年，五世达赖喇嘛在西黄寺内度过了一个吉祥如意的藏历新年。一夜之间，西黄寺成为了藏传佛教信徒膜拜的福地，并成为了联系中原及蒙藏的政治中枢，在整个清朝帝国期间，都承担着接待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及其贡使的任务。

　　“人心的万里长城”

　　2009年的藏历新年前夕，记者来到西黄寺。昔日鼎盛的西黄寺已经不复旧景，这里曾经做过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的军营，也曾堆放过国民党军队的军火。历经兵荒马乱，新中国成立后，西黄寺只剩下保存较为完好的清净化城塔院。“文革”中，西黄寺再次遭劫，成为批斗甚至武斗的战场。西黄寺塔院的庙房则作为中央民族学院的休养所，住进了该院的老师及家属。

　　1987年，十世班禅大师率队驻进西黄寺筹建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时，中央民族学院的教职工才全部搬离该寺。学院如今占地约70亩，仅为当年皇家寺院兴旺时期极少的一部分。虽然面积不大，但是皇家寺院遗留的气势仍然摄人。

　　西黄寺目前尚未对外开放，临街的大门一直紧闭着，只在西侧开了一扇偏门。一脚踏进去，便是另外一个世界。一进一进的院落显得很有气度，深幽狭长。十世班禅大师的影响无处不在。除了在大殿中供奉的照片，班禅院长办公室在其圆寂后得以保留。

　　1987年9月，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在西黄寺正式成立。十世班禅大师在成立大会上说：“今天在党的宗教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在中央领导同志的极大关怀下，我们不但要有物的万里长城，更重要的是要建筑一座人心的万里长城。培养活佛，就是完成这一伟大任务的一个重要途径。”

　　那仓活佛成为了第一批受益者。根据《历世甘孜那仓活佛略传》记载，1941年，那仓·向巴昂翁活佛出生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被认定为六世那仓活佛的的转世灵童后，3岁时便举行了坐床仪式，还是少年的那仓活佛，还特地前往拉萨学法。“文革”期间，那仓活佛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但那仓活佛并不以此为痛，因为在修行的路上，顺逆苦乐不过是人生取舍的考验。那仓活佛告诉记者，自己至今心存感激，正是这段经历，让他真正看到了人间的生活，平等地看到了老百姓的疾苦。

　　“文革”结束，那仓活佛的“反革命”帽子也被摘除，担任了甘孜县佛教协会第一届会长，46岁时成为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第一届“活佛班”学员，担任并“活佛班”班长。经过10年浩劫的耽搁，学员们年龄普遍偏大。班上年纪最大的活佛已经60岁了。半年后，十世班禅大师第一个授予那仓活佛毕业证书，并挽留他在学校继续工作。在十世班禅大师的亲自提名下，那仓活佛被任命为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的副院长，主管教学工作。

　　来自西藏日喀则的普通僧人阿南是高级佛学院的教师。1987年起，来自藏区的众多高僧大德被临时聘请到西黄寺任教。西藏甘丹寺波米·强巴洛珠便是其中的一位。作为老师的随从，阿南来到了西黄寺，他被分派到教务处工作，后来开始教授藏文语法，并担任过“活佛班”的班主任。

　　闲置经年的西黄寺重新兴旺起来。如今，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新的教学楼正在筹建之中，而修复了的西黄寺塔院，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有望在今年对外开放。这座昔日闻名遐迩的藏传佛教圣地，将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而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每到过春节，佛学院都要向周边单位打招呼，在西黄寺50米内禁放鞭炮；而佛学院一批来自藏区的教职员工，也纷纷在北京扎根，变成了有编制、有户口的“北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