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教合一制度的七大功绩

　　元代制定和开始实行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在当时成就了多方面的巨大功绩。总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

　　第一大功绩是使藏族免于遭受屠戮之难。萨班和八思巴时期，如果当时西藏　不归顺蒙古汗国，一场残酷的战争在所难免。按照当时的军事实力，西藏各个俗教合一的地方势力即使联合起来决一死战，也绝不是蒙古军队的对手。蒙古军队残暴嗜杀，已经将西夏军民屠杀殆尽、萨班和八思巴在历史紧要关头的重大抉择，使藏民族避免了灭族的惨剧。

　　第二大功绩是加速了元统一中国的进程。昆氏萨迦派俗教合一的存在，使蒙元统治者找到了利用藏传佛教劝降并治理西藏的力量。阔端和萨班拟定了西藏政教合一的方案。如果当时不在西藏实行政教合一制度，元朝未必能很顺利地统辖西藏。政教合一的方案符合当时各种政治力量的和藏传佛教地位的实际，既满足了蒙元统治者的愿望，又保护了西藏新兴的封建领主的利益，客观上加速了元统一中国的进程。

　　第三大功绩是结束了西藏各种势力割据的局面，使西藏地方时实现了统一。地方割据势力可以使割据小范围内的社会得到相对稳定。但无法保持基本平静，因为多数割据势力具有自我膨胀的本性，争当全藏首领的野心都不小，它们之间必然互相攻伐争夺。西藏归顺不久，在中央政权的领导下，形成了以萨迦派教主为全藏总首领、以本钦为行政总管、以万户长等为各级官员的统一的行政机构。这种统一的行政，使全藏社会得到了相对稳定，给发展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带来了好处。

　　第四大功绩是促进了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增进了民族团结。在元朝政权的统一管辖之下，地方疆界的阻隔被打破，藏族和汉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等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日益频繁。大大密切了各族间的及各年级联系和文化交流。内地的印刷器材和印刷术、木渡船和造船技术、建筑技术等等在这一时期先后传入西藏。藏族的塑像、用具和造塔、工艺等技术等等在这一时期传入内地。西藏密切了与中央的关系，也使藏传佛教高僧走上全国政治、文化舞台，为他们发挥才干提供了机遇。八思巴直接参与了蒙藏文化交流工作，并受忽必烈之命创制了蒙古新字。

　　第五大功绩是强化了西藏上层东向心理和爱国精神。因八思巴造字有功，遂升号“帝师大宝法王”，更赐玉印，这是元朝设立帝师这一职衔之始。八思巴的弟子和亲属有不少人在中央和内地各省居于显赫地位。同样，西藏各地方领主来京谋求职位封爵的人，则更是多的不可胜数。元代历朝也极力笼络西藏宗教上层人物，。西藏上层人士的东向心理和爱国精神就在这种过程中得到加强。

　　第六大功绩是使藏传佛教和藏族文化得到了发展。政教合一制度凸显了藏传佛教在地方治理方面的作用，元代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优宠有加。有中央为靠山，有中央提供的丰厚的物质条件，藏传佛教获得了稳定的发展。藏传佛教作为重要载体，为藏族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第七大功绩是为后世奠定了以政教合一制度治理西藏的基础，开创了一系列先例。元代选择政教合一制度治理西藏的政策，在明清两朝继续实行。元代在西藏设立行政区划，派官员入藏，尊崇藏传佛教，扶植藏传佛教的势力派别，召藏传佛教领袖到京城做官，设立管辖西藏行政权和藏传佛教事务的中央机构，讽刺藏传佛教领袖并要求他们协助管理西藏，这些举措无不成功成为后世的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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