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必然性

　　公元842年，朗达玛被刺身亡后，王族同室操戈，奴隶、平民随即揭竿而起，吐蕃政权土崩瓦解。多数奴隶主被消灭，少数漏网之鱼奄奄一息。但起义者没有建立起统一的强大组织，吐蕃处于无政府状态。约9世纪末，王族斡松的后人在阿里建立了三个小国，偏安一隅，而卫藏地区仍然分散混乱。混乱之中，吐蕃残余贵族的后裔逐渐恢复了元气，演变成为一个个以家族为中心的地方封建领主。他们掌握着武装，控制着农奴，互争土地、农奴和牲畜，成为封建势力。

　　这些家族割据势力，既要保持家族的凝聚和秩序，又要控制农奴的思想，迫切需要一种有效的思想工具、当时在西藏地区，可供选择的思想工具只有苯教和佛教。苯教的天神之说，宰杀大量牲畜以祭祀的仪轨，在吐蕃时期已被证明不甚高明。何况割据时期生产尚未完全恢复，即使想宰杀，也供不起那么多牲畜。封建领主们只能选择佛教。朗达玛灭佛后，佛教仍在秘密传播，而且佛教的发源地就在印度。于是，封建领主们就地、就近延请佛教。

　　到10世纪晚期，佛教上下两路再次传入西藏，东山再起，逐渐得势。苦难深重的群众需要寄托，心灵需要安慰。在割据的特殊时期，佛教对人民的影响力比一般时期大几倍。因为佛教可以满足民众的精神渴望，所以那时僧人能很快地树立起威望，而割据势力的封建领主特别需要威望。

　　封建领主只能选择佛教，而佛教的力量又大的令人振奋，封建领主可能喜出望外。他们自然全力以赴地去延请高僧，供养喇嘛，以至于自穿袈裟。不少旧贵族真的成为著名僧人，成为寺主，佛教和一些家族就这样捆绑在了一起。
后弘期的佛教也需要封建势力。如果在割据的地方建寺院，不只是有钱就能修的，没有割据势力的同意，恐怕也不行。如果在远离人烟的荒山中建寺院，建起来之后怎么办？缺少香火，僧人都得饿毙。不仅修建寺院需要钱，就是去印度、克什米尔、尼泊尔等地学佛，没钱也不行。学佛者唯有向封建领主伸手，才能凑够足够的费用。

　　同样，请僧人来传授佛教，也需要钱。在西藏分裂割据时期的中期和末期，从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克什米尔到西藏来的班智达，前后相加，也达到73人之多，比佛教前弘期增加了两倍。供养这些人的钱，也只有封建领主出得起。

　　利用宗教维护统治，在古代是世界性的普遍行为，吐蕃王朝也不例外。从松赞干布执政直至8世纪晚期佛苯辩论之前，苯教师一直活跃在赞普左右，地位显赫。割据时期的封建领主借重佛教，佛教依附封建领主，可谓皆承吐蕃遗风。

　　与当时的世俗割据势力相比，政教一体的地方割据势力显得更有活力，更有生命力。相反，那些不能审时度势，没有形成政教一体的地方势力和教派，在具有浓厚宗教社会色彩的西藏中世纪的社会动荡中，都黯然失色，被远远冲出历史主流的漩涡之外游离浮沉。

（责编：顾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