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世班禅朝觐乾隆受到高规格礼遇

　　1779年（乾隆四十四年）六月，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一行经过艰苦跋涉，来到承德并朝觐了乾隆帝，这是清朝前期民族关系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也是历代中央王朝对西藏地方政权加强管理的发展和继续。

　　清朝最终固定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

　　西藏宗教首领进京朝觐清帝，始于第五世达赖喇嘛。据“顺治九年（1652年）十一月癸丑，达赖喇嘛至，谒上于南苑”，顺治帝以南苑射猎为名，采取了与第五世达赖喇嘛偶然相遇的方法，避免了相见时礼节的繁缛。相见后，顺治帝为达赖喇嘛赐坐，赐宴。达赖喇嘛则向顺治帝进献马匹等物品。顺治帝还“特建西黄寺于京师，以居五世达赖喇嘛。”第五世达赖喇嘛在京住了两个多月，于1653年（顺治十年）二月，离京返藏。四月，顺治帝派礼部尚书觉罗郎秋、理藩院侍郎席达礼等“赉送封达赖喇嘛金册、金印于代噶地方”。金册、金印敕封第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这一封号是从第三世达赖尊号发展而来。“普通”意为普遍通晓，与尊号中的“识一切”含义相同，“瓦赤喇怛喇”即尊号中“瓦齐而达赖”的别译。清帝给予的封号中值得注意的是，“所领天下释教”的“所”字。原来，明朝对藏传佛教最高领袖噶玛噶举派黑帽系五世活佛的封号中，曾使用过“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而元代，藏传佛教最高领袖曾管理过全国的佛教事务，即“领天下释教”。但到了明代，藏传佛教最高领袖已不再管理内地佛教的事务，所以“领天下释教”的提法是不符合事实的，这是政治上的一个失误。清朝在册封中加了一个“所”字，（藏文对应文字为“很大范围内”），表明达赖喇嘛不是管理全国的佛教事务，“很大范围内”是指藏传佛教盛行的蒙古、西藏等民族地区，而不包括内地佛教地区。因此，这一“所”字用的准确，表明清朝对藏传佛教的政策是在总结和继承上发展而来，严谨的态度超过明朝。第五世达赖喇嘛的老师是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主持罗桑却吉坚赞。他是一位佛学知识渊博的喇嘛，被人们尊为“班禅”。正是在他的亲自指教之下，第五世达赖喇嘛集结固始汗的兵力，在黄教内部剪除敌对势力。1645年，固始汗赠罗桑却吉坚赞为“班禅博克多”的尊号（“博克”为蒙古语，即“智勇兼备的人”），这是班禅封号之始。罗桑却吉坚赞被尊称为第四世班禅。

　　1751年时，清朝在平定珠尔墨特那木扎勒的叛乱以后，取消了封授郡王制度，设噶布伦4人于噶厦公所共同办事，有事必须禀报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正月，清政府派人进藏“著照封达赖喇嘛之例，给以印册”，封第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额尔德尼”即满语，意为宝）。在元、明两代的基础上，清朝最终把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从此固定下来。

　　六世班禅朝觐乾隆受到高规格礼遇

　　乾隆时期，对于西藏的政务做了重大的调整，“藏内善后章程”的颁行是最突出的事例，其中“金本巴瓶”制度的建立，规定了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坐床典礼都须由驻藏大臣主持。顺治元年，清王朝入主中原不久，顺治帝就以“敦请”的形式招致第五世达赖喇嘛进京，并“遣使偕喇嘛伊拉古克三胡图克图往迎达赖喇嘛”。但是直到顺治九年之后，第五世达赖喇嘛才进京朝觐顺治帝，因为，这时清王朝的政权已是巩固时期。

　　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赴承德和北京朝觐乾隆帝，则是“不因招致而出于喇嘛之自愿来京”。1778年（乾隆四十三年），章嘉国师奏称，班禅额尔德尼要求朝觐皇帝。乾隆认为，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跋涉万里，为他的七旬万寿节祝寿，是清王朝“吉祥盛世”的象征。因此，不惜动用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为第六世班禅的到来做了周密的迎接工作。

　　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1738~1780年）在安定西藏地方政教方面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为此，受到了清王朝的表彰。1765年（乾隆三十年）十二月，清政府向其颁敕了金册和金印，用汉、满、蒙古、藏4种文字镌刻的金册13折，重230两，又金印一方，重208两，上有“敕封班禅额尔德尼之印”的印文。1779年（乾隆四十四年），驻藏大臣留保住通知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谕旨允准他由后藏日噶则扎什伦布寺启程“谢恩进佛”。

　　1779年六月，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率领三大寺堪布及僧职人员百余人开始离藏赴承德，当时，护送的僧俗官员和马队多达两千人，盛况空前。七月六日到达拉萨，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与第八世达赖喇嘛辞别，互献哈达，各道珍重。十三日队伍到达黑水（今那曲），在此遇由京复命之堪布降白洛桑奉来谕旨，并颁乾隆帝御容（皇帝画像）一幅，以表皇帝的欢迎。降白洛桑还告诉班禅大师，清廷已在承德按照扎什伦布寺式样，修建了须弥福寿之庙。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还得知皇帝正在苦学藏语，以备晤谈。

　　七月二十一日，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一行在皇六子和章嘉国师、尚书永贵的陪同下来到了承德，当日至避暑山庄的澹泊敬诚殿朝觐乾隆，并向乾隆帝敬献吉祥哈达、无量寿佛及跪请圣安。乾隆上前扶起他，并用藏语问候道：“长途跋涉，必感辛苦。”乾隆与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的日常对话完全使用藏语，如谈及经文典籍，只好由章嘉国师翻译。就乾隆帝使用藏语这一点，使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感激和崇拜不尽。八月初六和二十四日，乾隆又两次去须弥福寿寺宫拈香，班禅额尔德尼向乾隆施无量寿佛大灌顶。这时在承德的皇室和蒙古王公，都争先恐后求班禅额尔德尼摩顶，并向他捐献各种贡养，求赐法名。

　　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在承德一月有余的时间里，乾隆为他在避暑山庄的万树园举行了4次大型的野宴，其中包括两次夜晚观火戏（燃放烟花）。夜宴之际举行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相扑、杂技、赛马、什榜（音乐舞蹈）等文体活动，并在东宫的清音宫（大戏楼）连续演戏至十日。

　　当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即将离开承德前往北京的时候，为了感谢乾隆帝对他的优遇和恩崇，特在后藏扎什伦布寺挑选了能宣化经咒的堪布一名，前来经管须弥福寿寺宫，并当即选派康坚喇嘛噶青洛桑顿珠前往。自此以后，常派堪布经管，并留下引赞（经师）、格国（管纪律的喇嘛）各一名及喇嘛20人。他们在须弥福寿寺宫传习后藏经律，当地喇嘛180人随从学习。

　　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在皇六子的陪同下，于八月二十六日离开承德，九月初一进入北京西黄寺。这时，乾隆帝将册封第八世达赖喇嘛的文稿，由章嘉国师译成藏文，请班禅大师核定。在皇六子等大臣的陪同下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还到雍和宫、白塔寺观瞻，次日又观瞻了香山的宗镜大昭庙即昭庙，此处是为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修建的一座仿西藏风格的寺庙，其形式近似须弥福寿之庙。乾隆从西陵回宫之后，前往西黄寺与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相谈，并请江南画师给其画像。乾隆又命大臣在西黄寺院中支起蒙古包，以备班禅大师过冬居住。

　　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在北京期间，为僧众受戒，弘扬佛法，并在雍和宫等处，为国教祈祷诵经，并为乾隆帝传授六臂金刚仪轨。十月二十七日，他微感不适，乾隆立即派御医诊视，发现患了天花。乾隆亲临问候，并命皇六子加倍注意病情和饮食状况。十一月初一，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开始发高烧，乾隆又派人送去貂皮大氅、皮褥等物。据载“乾隆四十五年庚子岁十一月初一，下午四时，佛跏跌而坐，挺腰闭目合十，圆寂于西黄寺”。

　　六世班禅朝觐活动的积极影响

　　乾隆厚葬了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并亲率王公大臣谒灵，命章嘉国师撰写祈祷文，在西黄寺内建起灵堂，并在寺内制以赤金肖像一尊，又赐赤金七千两造金塔一座，上嵌珍珠。然后，将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肉身迎入赤金塔内，乾隆亲临致祭。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二日，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的灵柩由理藩院尚书博清格护送，各大寺的堪布扶灵回藏。八月二十一日，抵达后藏的扎什伦布寺。在寺内建陵堂楼阁，用白银制成银塔，内放入赤金塔和班禅肉身，供后人顶礼膜拜。

　　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乾隆为了纪念班禅大师，选择他生前在西黄寺内曾居住过的后楼前，修建了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的衣冠石塔，取名清净化城塔。

　　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朝觐乾隆，受到如此高规格的礼遇和优厚的赏赐，甚至尊祖制赴木兰秋狝的大事都可暂时停下来，是何原因促使乾隆这样做呢？首先，当时的西藏地方政权的实际领导者不是达赖喇嘛，而是班禅额尔德尼。因为历代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关系都是“递相为师”，即今之班禅额尔德尼，实达赖喇嘛之师也。所以，不论藏族地区和蒙古诸部，都把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作为精神领袖。清王朝推崇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向来敬谨归服满珠舍利大圣汗”。所以，他们之间互相推崇，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是可以理解的。

　　其次，取决于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对待中央王朝礼节形式的变化，按照清朝的典章制度，“喇嘛入觐，惟令跪不受其拜。”但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却说：“古佛宜行拜礼”。所以，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朝觐乾隆帝时，既跪又拜。这种礼节形式的变化与第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朝顺治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同时，它反映了西藏地方和中央王朝的臣属关系得到了加强。另外，对于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尊严，自然更受到乾隆的赞许和赏识。

　　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进京朝觐，乾隆给予了优厚恩崇，丰盛赏赐，其目的都是出于巩固和加强清王朝政权的需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朝觐乾隆的活动，对于加强西藏地方与清王朝政权的关系，巩固和发展封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顺应历史潮流的结果。

　　原标题：六世班禅朝觐乾隆：清前期民族关系史的重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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