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卫荣：西藏、藏传佛教的真实与传说(三)

    三联生活周刊：长期以来西方世界对于西藏持什么态度？ 

　　沈卫荣：西方对西藏有两种相反的传统：一个是妖魔化，一个是神话化。其实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西方对西藏的描述基本上是很妖魔化和负面的，如情色化和巫化西藏和藏传佛教就是非常典型的现象。即使在启蒙时代，东方整体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形象，然而西藏却依然被认为是一个非常专制、愚昧、落后和非理性的地方。殖民时代的西藏形象当然就更不堪了，当时的传教士、佛学家、东方学家都对西藏非常不屑，认为藏传佛教是偏离原始、正宗佛教最远最堕落的一个分支，甚至根本就不配叫作佛教，而只能被称作“喇嘛教”。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一些西方人还把活佛转世制度当成是骗人的把戏，是一种政治工具。

　　但这中间也还有另外一个传统，就是神话化西藏。比如最初希罗多德《历史》里面说印度北方有一个地方叫“伯特”，这里到处都是黄金，有巨大的蚂蚁搜罗黄金，所以到现在还有人以为西藏是黄金遍地的。香格里拉的电影也是，里面讲的西藏根本不要劳作，多的是黄金。

　　也有些人把西藏看得很哲学化。比如很多西方人认为，在远古文明时代西藏和西方已经有了联系。在现代化过程中，很多古老的智慧和哲学概念在西方已经失传了，只有在西藏这个没有经历过现代文化污染的地方还保留着原始智慧，他们便把西藏变为一个寻找终极智慧的地方。当时在西藏寻根的人很多，不光是寻找精神上的根，也寻找种族的根。现在被称为世界“藏学之父”的乔玛（Alexander Csoma），他到西藏原本是为了寻找匈牙利人的根。一位英国殖民军的军官认为西藏文化对英帝国主义有用，于是资助他研究西藏的文法，编纂藏英字典。

　　三联生活周刊：西方人是通过什么渠道了解西藏？

　　沈卫荣：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真正到过西藏的西方人没多少，因此每个到过西藏的西方人都自以为很了不起。例如法国女旅行家大卫·妮尔（Alexandra David-Neel）非常有名，写了很多有关西藏的书，在西方很流行，但很多人甚至怀疑她根本没有到过西藏，怀疑她书中的照片是伪造的。

　　上世纪50年代末三部小说《第三只眼睛》、《来自拉萨的医生》和《然巴的故事》的出版，在西方掀起过一阵“西藏热”。作者自称“星期二洛桑然巴”（Tuesday Lobsang Rampa），说自己是西藏人的转世，讲他在西藏出生，后来打仗去了日本，又从日本到了英国。他讲的故事曲折、离奇，充分满足了西方读者对一个神秘的西藏的好奇心。很多西方人，包括我在德国留学时的很多欧洲同学，就是读了这三部小说开始对西藏着迷的。

　　长期以来，书中所展示的西藏和西藏文化的形象在西方深入人心。然巴的巨大成功曾令当时欧洲最权威的“西藏通”，即《西藏七年》的作者、奥地利登山运动员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和曾任英国驻藏商务代表的黎吉生（Hugh Richardson）大为不满，他们想尽办法要揭露这位西藏喇嘛的真面目，最后通过私人侦探才弄清这位然巴喇嘛实际上是一位来自爱尔兰的水管工，真名叫Cyril Henry Hoskins，他写这三部小说前连他的村子都没离开过，更不会说藏语。可是，他以天才的想象力讲述的西藏故事的影响力却连哈勒的那部著名游记《西藏七年》也难望其项背，更不用说黎吉生那些解读西藏古代碑铭的学术著作了。不过，不管小说的真伪，它在当时确实形成了不小的影响力，以至于今天依然有人觉得这些小说中描述的西藏才真的是西藏。

　　三联生活周刊：“西藏神话”何时到达顶端？

　　沈卫荣：在西方真正把西藏炒得比较热的不是藏学家乔玛。从神智主义、灵智学派的创始人布拉法斯基（Helena P.Blavasky）夫人开始，西藏才慢慢被神话化了。这位俄罗斯女人最初的兴趣和职业是灵媒，曾到埃及学灵媒法术，最后据说辗转到了西藏，自称在扎什伦布寺附近随喇嘛学了7年密法，终于找到开启神智的钥匙。随后，她在喇嘛指引下来到纽约，创立了神智学会，很快风行一时。布拉法斯基夫人的书至今充斥于美国的大小书店，她的名著《西藏密法》中夹杂了一些藏文，一看就不像是一位跟随喇嘛教学了7年密法的人写出来的，因为几乎没有一个藏文字是正确的。书中内容其实是东、西精神学和神灵学的大杂烩，与藏传佛法实不搭界。可这位19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女性的崇拜者却遍布世界，神智学会发展神速，全世界都有其信徒和会员。其中会聚了许多大名鼎鼎的人物，如日本的铃木大拙、法国的大卫·妮尔、瑞士的心理学家荣格、英国最著名的佛学家孔兹等等，都曾是布拉法斯基夫人的信徒。

　　《西藏生死书》（The Tibetan Book of the Dead）的出版，将西藏的神话化推进到一个新高度。在西方，这本书可以说是人人皆知，堪称西方最著名的东方精神经典之一。其作者亦是布拉法斯基夫人的“粉丝”，美国人伊文思·温慈。他曾在斯坦福大学学人类学，后追随布拉法斯基夫人的足迹往东方做寻找智慧之旅，最后也到了印度、西藏。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一个英国军官的手里拿到一卷书，并和一位喇嘛合作，把藏传佛教宁玛派所传的一本密法仪轨翻译成英文，起名《西藏生死书》。它的出版把西藏的神秘形象又变得越发不可收拾了。总之，在灵智学兴起前，西方的神话西藏形象只是有一些苗头，因为西藏有特殊的地理环境，被称为世界第三极，它又对外隔绝，所以容易引起外人的遐想。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后，西藏逐渐被香格里拉化了，被看成是世外桃源，只重精神，不重物质，虽然它没有经历过现代化，但却成为西方后现代社会的一个精神超市，什么好东西都可以在里边找到。这是神话化西藏的最根本的一次提升。

　　它的背景与西方新时代运动的兴起有关，在这个运动中，“西藏神话”被广泛推行。“新时代运动”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实际上它是各种不同的精神运动、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一个大杂烩。在表面的杂乱无章下，贯穿的主题是对个人的颂扬和现代性的圣化，即对个人自我与生俱来的神圣性的根本信仰和诸如自由、平等、真实、自我负责、自我依赖、自我决定等西方现代性几个最基本价值观念的肯定。与上世纪60年代文化反动运动对物质享乐主义的否定形成强烈对比。“新时代人”转而肯定物质享乐主义，寻求精神性和物质繁荣、宗教超越和资本主义商业成功之间的和谐结合，视物质的富裕为精神觉悟的一种成果。

　　这个运动对“西藏神话”的诞生有着非常大的意义。在这个背景下，新时代人不受任何一种固定的宗教传统的束缚，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在精神超市里找到各种各样他所喜爱的宗教因素，包括藏传佛教，然后组成一种自己的信仰系统。

　　三联生活周刊：你怎么看待西方这种“西藏热”？

　　沈卫荣：我认为西方人对西藏的热爱是西方“东方主义”的一个经典例证。他们观念中的西藏与现实、物质的西藏没什么关系，它是一个精神化了的虚拟空间，拥有西方文明中令人渴望却已经遗失了的一切美好的东西。说穿了，西藏是西方人心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他者”，是他们用来确定自己认同的坐标。好莱坞的一些明星，也以信藏传佛教为时髦事，这非常讽刺。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对物质最渴求的一群人，像理查·基尔就是典型，一辈子风花雪月，穷奢极欲，但他为了树立自己的形象，故意把自己边缘化，把他们跟美国的主流、好莱坞的主流区别开来，走向西藏，以此来树立自己的形象。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西方的西藏热之外，现在最明显的就是国内兴起的“西藏热”，它又是什么样的一种背景呢？

　　沈卫荣：流行背后的实质是一样的。美国最早是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港台是在70年代末，到我们这里是90年代末开始。物质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对精神的追求就会越发强烈，更加需要精神寄托。经历了现代化以后，自然会反思现代化，并对失落的过去产生怀恋等等。虽然过去并不见得一定很美好，但时间一过，时间越长以后，我们乐意记住的或都是好东西，容易把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投射到过去那里，包括我们今天对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的热爱等都是一回事。宗教性人人都有，只是以前我们没怎么注意，现在大家对这方面都有要求了，就开始把自己的情感、梦想投射到宗教或其他地方。“西藏热”也可能受到西方的影响，但实际上我觉得现在中国人在很多方面比西方人走得更远。

　　有时候我会批判西方人，说他们信佛都是伪的，以为自己每天在很舒服的客厅内打坐，想想慈悲、智慧一类的大道理，就自认为自己就是佛教徒了。而目前中国人信仰藏传佛教却很多不是这个样子的，比如五明佛学院，人家就在山沟沟里，信佛、修行......那也是因为中国人对宗教的追求在这时候比西方人更强烈，而且佛教本身对中国人来说更亲近，这里面有很多这样有意思的问题，值得我们进行进一步的思考。

　　藏汉交流

　　三联生活周刊：藏文化对汉文化，或者说对中原文化有什么影响呢？

　　沈卫荣：从佛教来讲，汉传佛教在吐蕃王国以后对西藏佛教的影响很小，按照藏文史学传统的记载，吐蕃时代汉地禅宗顿门派法师摩诃衍在一场宗教辩论中输给了来自印度的修持中观哲学的渐门派法师莲花戒以后，汉传禅宗佛教从此被赶了出去，不准在吐蕃境内传播了。所以，确实很长时间内，再也不从汉地翻译佛经了。直到清朝的乾隆皇帝才又开始组织从汉文佛经中挑选出藏文佛经中没有的部分，将它们翻译成藏文、蒙文和满文等。与此相反，藏传密教的东西被翻译成汉文的则有很多。前面提到过藏传密教的修行，从西夏开始就传入西域和中原，此后就一直没有间断过，一直到清、民国，从来没有断过，藏传密教一直是输出方。我们去年重新影印出版了一部汉译藏传密教宝典--《大乘要道密集》，它原本就是从清朝宫廷中传出来的，是汉地信众修习藏传密法的一部极其珍贵和少见的密法集成，这部宝典集中了西夏、元、明几朝翻译的藏传密法仪轨，说明这些东西从西夏到元，一直到民国时期都在汉地传播。藏传佛教在汉地曾经非常流行过，现在这个传统又回来了，因为对我们来说，它们不完全是全新的东西，它们老早就已经传播了。

　　三联生活周刊：西藏全民信教，除了寺庙外，宗教对于世俗生活的影响都有哪些方面？

　　沈卫荣：他们生活中很多内容其实都是一种宗教活动，比如藏民经常要去寺院磕头，加酥油，做供养，这些都渗入到日常生活之中了，很多人一辈子很多时间都花在上述这些宗教活动中。从城市规划和建筑上讲，藏语里的“廓”，实际上就是转经的一个道，“林廓”是内的，“八廓”是外的，西藏人每天要转好几圈，这就是说，起居都是修行的一部分。

　　三联生活周刊：还有一个比较神秘的天葬，也与宗教教义有关？

　　沈卫荣：这个现在还不是很说得清。信佛教的人有很多，为什么独独就西藏有这个传统，其他地方没有呢？这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但佛教本身认为人的身体不过是一个皮囊，并不值得那么珍视，而且佛教相信灵魂转世，到你死了的时候--《西藏死亡书》里面说到，头一天灵魂就离开身体了，灵魂就出去了，从此以后你拥有的是一个意识身，你是成佛还是转世为人，在这49天里有无数的可能性，你能做的就是要想尽办法成佛，实在成不了佛，那就转世到人间，转世到一个比较好的人家，这也是一种福报。因为只有转世到人间，你才能再接受佛的阳光雨露，才有可能成佛。所以，人生除了成佛没有其他意义，人死了以后，人的身体不值得保存，对死亡也没必要哀伤，因为死者已经在自己通往成佛的路上。另外，天葬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布施。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通常一讲起汉藏交流，就会提起文成公主。在长达数百年的汉藏交流史上，还有哪些其他值得被铭记的人？

　　沈卫荣：其实汉藏交流史上的代表人物还有很多。比如敦煌文献里提到的那个法成法师，他把很多藏文的佛经翻成汉文，又把很多汉文的佛经翻成藏文，在汉藏佛教交融、互动的历史过程中有过非常大的影响力。但我们今天实际上并不能确切地知道他究竟是汉人还是藏人。在汉藏佛教交流史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人，像明代初年有位叫莎南屹啰的译师，他翻译了大量藏传密教仪轨，《大乘要道密集》中收集的汉译藏传密教文献中有一半是他翻译的，晚近我们还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地发现了更多由他翻译的藏传密教宝典。一听莎南屹啰这个名字，我们一定想他肯定是一位藏族译师，但是从他所翻译的那些藏传密教经典看，他的汉文好得不得了，他对汉传佛教经典又十分精熟，他很有可能是一位信奉藏传佛教的汉人，只是取了一个藏文名字。

　　其实，在历史上对汉文化掌握得非常出色的藏人，或是对藏文化掌握得非常出色的汉人多的是。从汉藏两个民族的起源来讲，虽然我们不能说是汉藏完全是同宗同源，但双方在很多方面确实是一样的。西藏很多人是羌人的一支，汉人也有很多来源于羌人，台湾著名的人类学家王明珂先生有一本非常著名的书，题为《羌在汉藏之间》，实际上这个说法不够精确，应该说《羌在汉藏中间》。现在的羌族人很少了，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变成了藏人，很多人变成了汉人。同样，历史上很多西夏人或者变成了藏人，或者变成了汉人，对这类民族融合的历史大家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美国有位做汉藏语言学研究的学者，专门研究“吐蕃”这两字的发音，他的研究结果是，吐蕃在古代的发音应该就是“发羌”，这和汉文历史文献中说吐蕃是发羌的一支是吻合的。

　　汉藏文化之间的交流源远流长，最初是汉传佛教影响了藏传佛教，后来是藏传佛教影响了汉传佛教，二者交融的历史很长。可惜，大家现在不怎么谈论这段历史了，这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希望我们不要忘记，文成公主对西藏文化发展确实影响很大，当时她不是一个人去的，而是带着一大批人去的，当时汉地使者来来往往很多，其中包括很多和尚，他们带去了很多汉地的文化传统。例如，汉地喝茶的传统，最早也是吐蕃时汉地使臣们带到吐蕃去的，著名藏文史籍《汉藏史集》中对此有很详尽的记载。有意思的是，其中还专门提到喝茶水平最高的就是汉地来的和尚。

　　三联生活周刊：西藏浓郁的文化特色得以保留，显然跟地域的相对封闭不无关系。但是西藏必然也要面对发展的问题，这个矛盾如何解决？

　　沈卫荣：的确，传统文化如何延续和保存，这是一个难题。就好像在北京，今天的北京还保留有多少我们汉人的传统文化呢？现在西方有种说法，叫tradition for sale，说的是贱卖自己的传统。包括云南的其他一些地方，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做的，实际上我们在慢慢失去这种文化传统，这就是全球化带来的一个结果。

　　毫无疑问，如何保留民族的传统文化也是现在中国的民族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的根本原因之一。民族主义怎么来的呢？它在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害怕失去自己的过去、失去自己的身份认同、失去自己的传统文化的恐惧。对我们汉人来说，对失去自己的民族文化认同的恐惧也许没那么大，但对于藏族同胞等少数民族来说，失去他们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就等于什么都没了。

　　我们应该花力气帮助少数民族维持和延续他们的民族文化。不过这些做起来也很困难，一方面东西方观念上有分歧--我们觉得在西藏搞经济建设，这是帮助他们；但在西方人看来，这就是破坏。显然，西方人的想法也很成问题，因为他们设想西藏人不需要物质的进步。我们不能认为西藏就排斥发展，藏人同样向往现代化的生活。但是，我们应该更多地理解包括藏族同胞在内的少数民族对传统失落的恐惧。我们再回过来看看，北京和中国内地在这几十年内所经历的汉族传统文化的失落，西藏现在正在经历，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这是现在中国面临的最巨大的挑战之一，也是最考验当政者政治智慧的时刻。

(责编：周蕾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