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以来喇嘛教对蒙古社会巨大的影响

　　喇嘛教在西藏社会既是文化观念上的教义崇敬信仰，又是具有宗教色彩政治统治权力的象征，形成寓政教一体的社会特征。喇嘛教在西藏发展中曾产生过红帽系、黑帽系、花帽系和黄帽系之间的激烈斗争。进而由于宗教派别势力之争，引向政治权势之争。

　　13世纪初，成吉思汗征西夏时，曾与西藏的高僧有过接触。其后凉州王阔端将喇嘛教引入蒙古社会。忽必烈成为元朝开国皇帝后，尊萨迦派高僧八思巴为帝师，建立了蒙古统治者与喇嘛教首领之间的密切关系。其后宗喀巴创建格鲁派（黄教）后，漠南蒙古部首领俺答汗与格鲁派以达赖、班禅为首的喇嘛教首领，建立了“施主与祭司”的密切关系。

　　元代，喇嘛教高僧来蒙古地区弘扬、传授佛教哲理和普渡众生的佛法理论，使喇嘛教战胜了蒙古人原始皈依的萨满教等阻力，成为蒙古社会宗教文化的主流而发扬光大。喇嘛教以慈悲济世，普渡众生教义，使蒙古人虔诚地匍伏在神佛面前顶礼膜拜，形成蒙古社会从王公贵族至平民百姓，虔诚崇敬喇嘛教的巨大影响。喇嘛教在蒙古地区建立大量寺院，蒙古人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男性出家当喇嘛，在寺庙里聆听高僧宣法、诵经、传艺，学习宗教哲学、天文、地理、绘画、艺术和藏医、藏药等技术知识，并对蒙古文字创造、宗教哲学、医学、艺术等发展，产生过不容忽视的影响。精通蒙、藏、梵文的高僧，把大藏经、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经典，译成蒙文，在蒙古社会广为传播。因此，喇嘛教成为启迪蒙古人思想，获得文化知识的园地。

　　自元初，蒙古统治者将喇嘛教引入蒙古社会，它不只是一种宗教信仰，而更重要的是通过喇嘛教的教义，来肯定他们统治地位的合法性。清代统治者，更深知蒙古人对喇嘛教崇信的观念，大力扶持鼓励发展喇嘛教，以利用喇嘛教来麻醉人民的思想，巩固其对蒙古各部和边疆民族的统治地位、使其成为维护安定社会秩序的重要支柱。

　　一、13世纪阔端、忽必烈与喇嘛教的关系

　　据《蒙古佛教史》、《蒙古政教史》、《智者喜宴》等文献记载，1227年（火猪年）成吉思汗征西夏时，率领蒙古武装渡过黄河进攻积石州，破临州、洮河、西宁等地，进入吐蕃“密那克之地”击败吐蕃军队。沿途摧毁许多佛寺，时有穿着西夏服吐蕃红帽系的蔡巴·噶举派喇嘛巴东库哇、旺秋扎喜等人被俘，他们通过翻译向成吉思汗讲佛法的因果关系，成吉思汗接其教义，尊其为“长老”。吐蕃卫藏地区封建领主闻讯，即派遣蔡巴噶举派贡噶多吉为代表，前去会见成吉思汗，申其愿归顺蒙古，并请求派遣喇嘛携带佛像、佛经前往蒙古地区传教。同时“祀奉之三宝物（佛教术语：指与佛、法、僧有关的物品）和僧众，……（奉）成吉思汗成为（吐蕃）佛教之施主和法王。”成吉思汗接受其请求，并发布诏书，免除佛教僧人差税、兵役，不准在寺院驻兵。又据《安多政教史》载：有一个在青海出生名叫：西格格西僧人，在萨迦学经后，前来蒙古传经，拜见成吉思汗，因他能作法降雨，受到敬重，留在成吉思汗身边※。

　　1229年，窝阔台即大汗位后，将甘、青和原西夏的属地，划归其二子阔端（贵由汗之弟）为封地, 称“凉州王”。1239年，阔端派遣大将军多达那波率蒙古军从凉州出发，于1240年，经青海进入吐蕃地区。蒙古军“在朵堆、朵麦和索曲等地，到处杀人放火，烧毁佛堂寺庙”，在著名的热振寺，有“五百多僧人被杀”，使吐蕃全境地动石颤。不久，多达那波率蒙古军打到拉萨河上游的止贡寺，时因卫藏各派势力分裂，无力抵抗。于是萨迦、帕竹、止贡、蔡巴和达垄等各教派首领向多达那波表示，愿归顺蒙古。

　　

　　元世祖出猎图（局部）

　　多达那波向阔端报告了占领吐蕃情况，奉命邀请止贡寺主“京俄扎巴迥乃到蒙古地方传教，他未亲去”。转而推荐邀请当时在吐蕃各教派中势最大，学识渊博，名声远播的萨迦派首领萨迦钦·贡噶坚赞（即：萨迦班智达）大师。进而他还鼓励萨迦钦·贡噶坚赞说：“为了整个吐蕃的利益，你应前去会见蒙古的首领。”[1]

　　1240年，多达那波返回凉州，向阔端报告吐蕃各派情况。他说：“闻萨迦班钦·贡噶坚赞喇嘛之盛名，遗使入藏，致书于萨迦班钦，陈述召彼赴蒙地弘扬佛法意。”[2] 并建议蒙古军占领吐蕃后，任用有声望宗教首领协助统治的重要性。阔端采纳了多达波的建议，下诏邀请萨迦派首领萨·班·贡噶坚赞，前来凉州商洽吐蕃归顺与传播弘扬佛法事宜。

　　1244年，时年63岁的萨迦班钦·贡噶坚赞率其两个侄子（10岁的八思巴、6岁的恰那多杰）前往凉州。途径一年多艰难跋涉，于1246年，抵达凉州。当时，适逢蒙古大汗窝阔台死后，选立新汗，阔端前往漠北哈喇和林，参加新大汗登极庆典。1227年，阔端从蒙古返回凉州，与萨迦叔侄等会见。时因长途劳累阔端身患重疾，届时“萨迦班钦用狂猛烈狮子吼法除其病，并向可汗及其眷属传授喜金刚灌顶等法，又示现种种变术”[3] 深得阔端全家的尊敬。萨迦班钦在凉州七年，除洽商吐蕃归顺事宜外，还向蒙古官民“弘扬佛法，饶益众生”，赢得蒙古人的信仰。阔端当将藏传佛教奉为诸宗教之首，赋予崇高地位和权利，并为他兴建宏伟的幻化寺，许他向蒙古各地传授佛法。

　　1247年，萨迦班钦写信给卫藏、前藏和阿里等地各派首领，劝其凡“自动归顺（蒙古者），各地官员可由本部族人中委派。”蒙古人对归顺者各部族的百姓税赋和差役均可减轻。并说：“蒙古王之军队，多至不可胜数宇内当已悉附于彼。从彼者则祸福与共，非真诚归附，阳奉阴违者，则王不认其为臣属，且终必灭绝之。”[4] 吐蕃各派的首领见到劝降信后，皆表愿意归顺。从而萨迦班钦为吐蕃避免遭蒙古军洗劫之灾、并对蒙元王朝实现对吐蕃地方的大统一做出了重大贡献。

　　蒙古族无文字，成吉思汗时曾一度使用维吾尔字头拼写的蒙文，但有诸多不便。为此，阔端曾受命萨迦班钦创制新蒙古字，但终未完成。其后阔端与萨迦班钦相继去世。1253年，忽必烈征鄂州后，班师返回途经六盘山时，邀请时年19岁的八思巴召见，送至平开供养。

　　1256年，吐蕃黑帽派高僧噶玛拔喜，应蒙哥汗诏，赴漠北帝都哈剌和林谒见蒙哥汗，赐其金边僧帽和金印。并命他“继续增补萨迦班钦所造之蒙古新字，但亦未使其完善。”但亦未能完成创制蒙古新字。

　　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上都）即元朝开国皇帝大位，随即尊八思巴为国师，授其“灌顶国师”玉印。同年命八思巴返藏，继续研制蒙古字。1269年，八思巴研创蒙古字成功，前往大都（北京）觐见忽必烈帝。据《续藏史鉴》载：“字成上之，帝大悦，遂始赐僧人统国之权”。 封他为“帝师”，并受“大宝法王”印，将吐蕃地方和13万户藏民，封赏他统辖。从此，于“1270年，忽必烈将所称红帽系的喇嘛僧人扶上了西藏的宝座，获得蒙古人支持和保护的萨迦政权从此开始”[5]

　　1276年，八思巴再次返藏，执掌吐蕃法王兼治理吐蕃地区行政王，成为吐蕃最高宗教和政权首脑。从此确立了吐蕃政教合一的统治地位，并巩固了吐蕃地区为元朝大统一的隶辖版图。从八思巴受封“帝师”，至元朝灭亡，吐蕃（西藏）高僧受封蒙古皇帝“帝师”者，多达成15人以上。蒙古历代帝王尊奉喇嘛教，建立起“师尊与弟子”关系，成为其维护对蒙藏人民有效统治工具。并以此为纽带形成蒙藏文化、宗教的密切关系。

　　西藏喇嘛教各派之间的斗争，在不同历史时期，占据的统治地位，是与中原王朝政治统治者对其的支持与否，具有密切关系。1368年，自朱明王朝建立后，仍沿袭元朝治理吐蕃的旧制，极力支持帕竹噶举派，从此噶举派政权在吐蕃历史舞台上，占居了统治地位。

　　1409年（明永乐七年），宗喀巴在拉萨创建格鲁派（黄教），主持祈愿大会，并兴建噶丹寺“以安众僧”，成为格鲁派的创始人。其后明成祖派钦差来藏迎请他赴京传法，因辞未去。当派遣其大弟子绛青曲结代表他前往北京，明成祖国即封他为“大慈法王”。其后明宣宗又封他为“国师”。此后他赴蒙古等地传扬黄教，“是黄教传布内地之始”。

　　1416年，宗喀巴的弟子嘉祥曲结尊师之命，在拉萨东郊建立哲蚌寺。1419年，降青曲结，在宗喀巴圆寂之年，又在拉萨北郊兴建色拉寺。同期，在西藏各大寺木刻印刷《宗喀巴大师文集》、《萨迦五祖文集》等著作和经卷[7]，广泛流通于蒙藏地区的各个寺院。这对喇嘛教格鲁派在蒙古地区发展和促进蒙、藏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