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世班禅确吉坚赞

　　班禅是早熟型的人物，从小聪明睿智，有个性，有主见，有很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成年后，他的性格耿直，胸怀坦荡，豁达大度，为人正直，刚直不阿，富于正义感和同情心。由于班禅的性格，更由于他一贯热爱党，热爱祖国，珍惜藏族同胞和其它兄弟民族的幸福生活，在面对国家的一些方面一再出现失误的时候，他非常痛心，有时甚至非常愤怒。作为党的诤友，他不能明哲保身，缄口默言。于是，决心向中央领导和有关领导部门反映他所了解的情况和意见要求，虔诚地期望错误的东西能够尽快地得到纠正，中央领导指示的正确方针能够切实地贯彻执行，使落后的西藏和其它藏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够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1960年9月，班禅到北京参加建国11周年庆祝活动，便向周总理和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汇报了自己的意见，引起了中央的重视。接着中央责成李维汉、陈叔通两位副委员长和汪锋陪同班禅去南方疗养、参观，以“神仙会”形式，认真深入地讲座西藏和其它藏区的工作。李维汉是老一辈革命家，是中共党内的民族问题专家。在两个月的“逍遥游”时间里，李维汉与班禅非常严肃认真地做了13次长谈，有时陈叔通也在座。他们交谈的内容，最后形成了一份名为“李维汉同志和班禅副委长谈话纪要”，上报了中央。

　　1961年1月23日，班禅回到北京，毛主席在中南海同他谈话，在座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维汉、张经武等。毛主席指出，现在西藏要纠正“左”的偏向，并就如何纠正 “左”，从六个方面做了详尽指示。次日，周总理又同班禅谈话，还宴请了班禅和他的父母、经师和随行人员。周总理强调指出，改革运动中出了点“左”，要纠正。班禅对这些谈话，总的说是满意的。但他又觉得有些问题没有谈透。

　　1961年至1962年间，班禅继续在西藏和川、青、滇藏区视察，调查研究。1962年初，还到甘肃、新疆考察民族工作。他在深入调查中发现，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在很多地区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班禅认为，自己有责任做疏通工作，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他还认为，光口头讲不行，要写成系统的材料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当大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身边工作人员时，他们都建议大师不要再向中央反映了，更不要书面报告了。但是，班禅大师认为，自己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完全是出于公心，是为了把西藏和整个藏区的工作搞好，作为一个国家干部，看到问题不向中央反映，是对党对人民事业不负责任的态度，是最大的失职。班禅大师力排众议，从1961年底开始，认真地书写意见。

　　这期间，大师有较多的机会同贺龙、陈毅、习仲勋交往。在轻松愉快的坦诚相处中，他得知这些老一代革命家在生活困难的时刻，过着非常清苦的生活。班禅用苹果招待他们时，都不肯吃，班禅让他们带回去吃，最后陈毅只拿了一个，说带回去给张茜解解馋。还有一次，贺龙在班禅家做客时想抽烟，打火机总是打不着，原来是火石用完了。班禅说“换一个吧”。贺龙说“没有了，这是最后一个。”班禅就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把他们的火石拿来送给了贺龙，大师问：“还要不要？”贺龙说： “贺龙用兵，多多益善。军委好些人，早就没有这东西了。”通过这些生活小事，班禅大师深受感动。他心想：陈毅、贺龙声名显赫，是开国元勋，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在困难时期却过着如此清贫的生活。这样廉洁的政党，这样大公无私，克已奉公的干部，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班禅从心底里更加热爱党、热爱毛主席，也更加崇敬周总理、陈毅、贺龙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更加坚定了同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共渡难关的信心和决心。同时，班禅也更坚定了应该向中央反映意见的想法，认为这是他热爱党，与党肝胆相照，坦诚相见，风雨同舟，共渡难关的真诚表现。于是，他更积极、更认真、更严肃地书写意见。

　　1962 年的春天，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这时国民经济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已经有了明显好转。年初中央召集了7000人大会，接着又召开了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4月21日至5月29日，中央又召开了全国民族工作会议。中央统战部队认真对待这次会议，他想按照毛主席批准的安排，在这次会上，认真总结几年来民族工作的经验教训，纠正“左”的错误，把民族、宗教工作做好。会上，与会者反映了不少实际问题。会议期间，班禅没有多讲话，他的精力主要放在了广泛地同全国民族界、宗教界的人士进行接触，了解各地的情况，起草“意见书”。班禅大师意见书的题目为《通过敬爱的周总理向中央汇报关于西藏和其它藏族地区群众的疾苦和对今后工作的建议》。1962年6月上旬，班禅把意见书送交了中央，同时进见了周总理、彭真、乌兰夫、李维汉、习促勋等，面陈了意见。后来，毛主席为此还专门接见了班禅。对班禅的意见书，中央责成李维汉、习仲勋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研究讨论，提出改进西藏工作的意见。此后不久，班禅受到批判。

　　1966年的夏天起，“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中国大地，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班禅大师也遭到不公正的对待。从1968年春起，他无法与人交谈，冷冰的铁门，灰暗的单人牢房，整个监狱像死一样的沉寂、烦闷、恐惧到极点的时候，他就在牢房里狂怒地奔走，猛烈地敲打铁门，愤懑地呼喊：“打开铁门、把我拉出去，交给群众批斗”。“你们为什么不批判我，不提审我，我要见人，我要说话”！班禅在狱中有时故意打翻饭碗，或放风时故意踢看守一脚，以便惹他们生气，找机会吵一架，才感到好受一些。大师后来说：“那些解放军都是好人，他们严格遵守纪律，我骂他们，踢他们，人家跟本不还口，不还手”，“想吵架、想打架，可是吵不起来，更打不起来”。但是，班禅大师毕竟是意志坚强的人，具有顽强的毅力，他利用坐监的机会，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汉语，把一本《新华字典》翻破了，攻读了大量毛泽东著作和马列著作，从中获得的知识，终生受用不尽。

　　1977年10月出狱后，班禅成了北京市的普通公民。每天起来得很早，念过晨经，就出去跑步，从北京站一直跑到天安门广场。他贪婪地呼吸着空气，自由自在地同早起的北京人一块做操，见到任何人都可以亲切地问声好。跑步回来，吃过早点，就看书学习。学习累了，就到胡同里转转，有时自己去买菜、买日用品。他虽然过着普通人的自在生活，但他的年龄毕竟还不过38岁，精力充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因此当他每天清晨见到长安街上的急急擦肩而过的人流时，他就觉得他们去上班，有工作，多么美好，便勾起他心里一股难以言状的冲动：十几年来，他失去了许多，但令人最痛心的是失去了为祖国效力的机会，失去了为人民服务的权力。当时，班禅仰望天安门城楼，凝视着毛主席的画像，回忆起了1951年“五一”节和1954年国庆节，曾经登上天安门，受到毛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接见的情景。如今，毛主席已长眠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纪念堂里，刘少奇含冤逝世，朱德和周总理也永远离开了我们，彭德怀、贺龙、陈毅……这些开国功勋，也永远地离去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陆续为他落实政策，安排工作。1979年7月2日，在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班禅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980年，被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不久，他就去藏区视察。临行前，邓小平对大师说：“你是我们国家最好的爱国者”，视察中“你自己的活动，可以放手，不要顾虑”。“你在这次下去的时候可以说，文化革命中那些事情都错了。你不要怕，就说这是中央领导同志讲的。”班禅受到很大鼓舞，决心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重新工作后的10 年中，大师不辞劳苦，风尘仆仆七次去西藏，三次去青海，两次去四川藏区视察，万里高原到处留下了他的足迹。1987年10月8日，拉萨骚乱事件发生不久，正在西宁视察的班禅发表长篇讲话，谴责分裂活动，态度鲜明地维护祖国的统一完整。后来，班禅曾率代表团出访的澳大利亚、尼泊尔及南美数国，增进了各国人民、宗教界人士之间的友谊。

　　1988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对班禅大师进行了平反。

　　班禅大师十分关心继承和发展具有悠久历史的藏族文化传统，非常重视发展教育事业，强调学习和使用藏语文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在大师的倡导和主持下，于北京创办了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他亲自担任院长，培养政治上热爱祖国，宗教上有较高造诣的佛学知识分子。

　　1989 年1月9日，班禅离京去日喀则，参加五世至九世班禅合葬灵塔、东陵札什南捷的落成开光典礼。1月10日，班禅到大昭寺朝拜大昭寺朝拜释迦牟尼佛像，诵经祈祷。1月11日上午，中共中央委员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热地，把60年代从班禅家没收的档案材料，包括“七万言书”手稿和照片、梦兆录、卦辞等退还给班禅本人。大师面对“七万言书”手稿感慨万千，向在座的人说：“你们看，这意见书，全是我亲手书写，亲自修改的，为了它，我花了不少心血。批判时，说是这个人写的，那个人写的，冤枉了不少人。”1月13日，抵达札什伦布寺。1月22日，举行合葬灵塔的开光典礼，班禅发表了激动人心的长篇讲话。1月23日，班禅邀请参加开光典礼的地专级以上干部举行座谈会，征求他们对藏区工作的意见。25日与有关同志商讨工作。26日给信教群众摩顶祝福。27日听取灵塔建设办公室同志汇报工作，研究表彰奖励建塔有功人员；晚上宴请日喀则地区县以上干部，直至28日凌晨1时多才上床休息；躺在床上，还看了半个多小时的报纸。

　　1月28日4时许，班禅大师感到身体不适，胸部疼痛，医务人员给服了药，躺下小睡了一会儿；8时半醒来，大师说“好多了”，神志清醒，医务人员给做心电图；8时 35分，大师“噢”地大叫一声，随即昏了过去。后经中央立即派来的医疗专家小组和地方医务人员多方抢救，均无效，一颗伟大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终年51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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