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藏传佛教文化的发展

　　三、香港藏传佛教文化特征分析

　　1．未能进入主流佛教的系统中

　　香港有两个佛教团体（组织），分别是“香港佛教联合会”及“香港僧伽联合会”。尽管两个团体的发展以及现况或有不同，毕竟都是香港佛教的代表。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领导着香港的佛教四众弟子。

　　“香港佛教联合会’’成立于1945年秋天，到1959年4月才以公司法注册，正式成为法定团体。它代表香港四众弟子，及所有正统佛教道场，每年代表香港区参加国际性会议，及接待来港访问的宗教团体。该会筹办有政府津贴中学13所、津贴小学8所，非牟利幼儿园6所。管有于1970年落成、现为医院管理局辖下成员之一的香港佛教医院。另设有佛教青少年团，现有会员逾2万人；办有大型政府津助护理安老院l所。另有3处政府津助长者邻舍中心，及1处非资助长者文化服务中心。于香港岛东区歌连臣角道，管有2．65公顷的佛教坟场。

　　“香港僧伽联合会”于1961年由释觉光法师、释优昙法师及释宝灯法师等僧人发起组织一个以出家众为主的团体，目的是为香港及国际僧伽服务，开办有1所私立大专“能仁书院”、3所中学及幼儿园等。于1971年首办第一届短期出家剃度大会，开汉传佛教短期出家之先河，国内外很多佛教团体争相仿效，蔚成风气。近年维持一般正常运作。

　　这里介绍了两个号称可以代表香港80万（这个数字由香港佛教联合会提供）佛教徒的团体，一方面可以看到香港佛教的庞大势力，另一方面又可以看到．以下的情况：翻看香港佛教联合会庆祝成立60周年纪念特刊《众缘成就利益有情60年》，在发展了60多年的佛教联合会里，历任的董事没有一个是来自藏传佛教系统的，更没有一个藏传系统的喇嘛被邀请进入董事局，所有法师都属于汉传佛教的四众佛子。

　　翻查有关研究香港宗教的重要书籍，诸如陈慎庆编的《诸神嘉年华》、李桂玲编著的《台港澳宗教概况》，在介绍香港佛教时，就没有提及任何藏传佛教的发展状况。由释永明法师写的《香港佛教与佛寺》介绍香港佛教时也是没有提及有关香港藏传佛教的情况。另一本由高永宵编写的《香港佛教源流》也没有提及香港藏传佛教的发展。在一本由香港佛教人士编辑名为《香江梵宇》的大型画册，介绍香港港九新界各地的佛教道场，只有提及“金刚乘学会”，其他香港藏传佛教道场的介绍，皆付阙如。

　　香港佛教的发展是以汉传佛教为主体，这一方面白1842年开埠以来广东及沿海各地华人移居香港，他们都以汉人为主；在上世纪的中期，因内地战乱，大量的汉传佛教僧众也随着其他各地的移民，移进香港发展。

　　从以上的介绍，我们不难看出有如下的印象：香港藏传佛教与传统佛教主流（汉传佛教）在过去的一段日子是并没有很多的合作。他们与汉传佛教寺院甚少往来，在道场活动、修行内容等方面有颇为独特的宗教性格，与汉传寺院大异其趣。然而，尽管香港藏传佛教未能在制度上与汉传佛教合作（如在上述的佛教联合会或僧伽联合会等组织占一席位），它自身的成长或别树一帜的发展，都是值得研究香港佛教文化的学者，所不能忽视，当中亦有很多值得藏系以外的佛教信众借鉴之处，以下就对香港藏传佛教文化发展进一步认识。

　　藏传佛教在香港的发展，由初期零散的，由汉人主导的，演变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不丹、尼泊尔、锡金及少数藏族喇嘛和港人上师合力主导，改变不可谓不大。而藏传佛教团体在90年代以后如此的兴旺，藏族喇嘛来港传法灌顶的频繁，使人感到藏传佛教在香港有蓬勃发展，这无疑是整个香港在这近30年来学佛修行兴旺的重要一页。但是藏传佛教毕竟还是外来的，藏传佛教本身又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因此在传入香港后的发展形式，与由本土的汉传佛教基础下发展出来的佛教团体，自然有相当不同之处。

　　2．以市区为发展基地

　　香港藏传佛教团体都分布于香港岛市区及九龙半岛市区，而不像早年汉传佛教僧人南移迁港后，多在新界郊区渺无人烟的地方落脚。这一方面由于新界土地都由原居民拥有，要购地的经费就不菲，农村重“风水”布局和风俗习惯，再加上“保留绿化环境的观念”日重，要在新界开拓道场，确实不可能。另一方面，藏传佛教团体期望在社会上更快捷更广泛地面向大众，集中在繁华热闹的市区内就是最好的落脚点。这样的选址除了让团体的运作方便，也考虑经济因素，即在市区租用或自行购置一个房子都会比斥资购地建寺来得经济，而事实上在香港郊区购地建寺还有很多公文手续，又因风俗和风水的问题，与乡村居民就最难纠缠。此外，藏传佛教在市区落脚还有另一个原因，恐怕就是市区人的接受程度较大，容易接受这种从欧美及印度“内销”进来的佛教系统。

　　对于藏传佛教团体，选择市区落脚的最大考虑，莫不是为了弘法便利，能吸引更多信众参与，以及经济上的考虑一一能募到较多的钱。但是，团体位于市区固然有其便利性，也有相对的缺点，因为是租用场地，香港是一个寸金尺土的弹丸之地，若非白行购置物业，租金的加减就会影响到团体的营运问题，从而影响道场的稳定，也会形成信众的流动不稳的因素之一。

　　3．由汉人上师发展至汉藏合作发展

　　在这些藏传佛教的组织里，除了个别是以汉人上师为指导上师外，大多数的团体都以藏僧为指导上师，汉人作行政管理。这些团体既有一二位喇嘛长驻在中心的，也有不长驻的而由汉人职员管理，而在有需要主持法事时，从境外请来更多喇嘛协助。

　　从团体组织来看，除了少数以汉人上师独立主持外，都已是汉藏合作的组织形态出现，汉人主持行政事务，而藏僧为灵修方面的指导上师。藏僧在香港的影响力与主导地位并不太明显。然而在这种汉藏合作的发展形态，是有利于藏传佛教在香港的发展的，港人作为行政管理者，容易与信众沟通外，亦能从缘有霄看伸团蚀且右稳宗件和话合香港寸化的痔孱能力。

　　4．灌顶的人多，共修的人少

　　对于藏传佛教的活动，定期的授课、共修、法会或特别节日的法会都有，备团体内的活动之间的比例的差异性并不大。值得注意的是，各团体定期共修或授课的人数一般并不多，上限20多人，多数像小组学习的共修形态，约十数人而已。但是在特别的灌顶活动，情况就大不相同，在这些仪式活动中，参加的人数则是由几十人至上百人不等。参加灌顶祈福等的法会者多而共修者少，这是藏传佛教文化在香港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所以，每每有法会时，就得租借香港称为“小区会堂”的公用地方进行。

　　这种香港信众乐于接受传法灌顶的现象，也因应邀前来的喇嘛，或出于悲心，或为了投合信众的喜好，竞相传授各种灌顶，因而成为灌顶活动之盛，不重视经论研习，共修活动的原因。至于，不重修法的其他原因，其实是传法者与信众共同形成的。事实上，香港同胞生活忙碌，信众也不例外呢！于是没时间修法、听讲经论、研讨教义，确实是造成此一现象的原因之一，然而另一个因素，恐怕与信众的现实、功利心态有关，信众接触藏传佛教的一个重要因素，无疑是认为修密法成就快，并可满足很多现实的需要，有各种应付不同现实需要的法可修；至于藏传佛教中的道理与修法，对于大多数信众而言，实际的价值并不大。　

　　“灌顶人多，修法人少”的问题，也有传法者的因素：那些地位较高的仁波切上师来港时间有限，为了广结众缘，自然以密集传法灌顶最有效果，加上语言沟通上的障碍，无法深入指导信众修法，因此，多数流于表面的应对形式。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藏族喇嘛来港除了因为香港信众的虔诚外，也许还因为信众的乐于布施，一方面促使藏人喇嘛相继来港，而以覆盖面较广的灌顶仪式去接引信众。对于身处海外的藏僧，香港信众的大量供养，是支助他们重建寺院、护持海外僧团和回国内重建祖寺的最大来源。

　　虽然至今还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数字，知道香港同胞对藏传佛教的供养有多少，但相信也不是少数。早年流亡海外的喇嘛，为了延续法脉，必须重新寻求经济的资源，以支付庞大的支出，如重建寺院、佛学院、闭关中心，或开始回藏区重修祖寺。而这笔庞大的经费来源，主要是来自海外，包括香港在内的信徒供养，这也足以说明香港藏传佛教团体数目何以迅速增加，却又很难有实质发展的重要原因。

　　5．相对较少社会服务及社会参与

　　香港的藏传佛教由于起步发展较晚，人力资源并不一定充裕，使用布施的取向又不相同。所以香港的藏传佛教团体，没有采取传统汉传佛教的发展模式，利用社会福利的相关事业吸引社会大众与信徒的认可和投入。反观汉传佛教的办中学、办小学、办安老院等社会务服，就忙碌得多了。这一点从刚才介绍“香港佛教联合会”及“香港僧伽联合会”就可见汉传和藏传佛教团体在社会参与取向的不同。

　　6．提高语言沟通，加强喇嘛的影响

　　一般而言，有喇嘛常驻的团体，在共修活动或法会的举办上会比较有动力，而大多数（虽然说是大多数，但人数也只是10多位）的常驻喇嘛，基本上懂英语或普通话，只是不懂粤语（粤语是大多数香港同胞所用的口语），所以并不存在沟通能力的太大限制。有些在香港成立较早的藏传佛教团体，因为留港的日子长了，有些喇嘛更能操流利的粤语，他们既可以指导信众修法，带领共修，甚至个别指导修法，这对团体的发展非常重要。

　　在弘法上，尤其在藏传佛教的密法传授上，修学者大都认为供养上师是最重要的，也是必需的。因此，在香港的信众，不见得都有护持中心的观念，却是亟力地供养上师和喇嘛，藏僧和喇嘛因此在港深入发展，长期驻锡。

　　7．各个团体互不统属

　　在海外，藏传佛教教派林立；在香港各个团体都是一个独特的组织。因此，虽然有公认的主要领袖，但在香港实际上藏传佛教各团体的运作和发展的事务均由各自的负责人自行处理，互不干涉。这样的组织关系，无疑是分散了藏传佛教在香港的发展资源。

　　8．团体近年趋向较扎实地发展藏传佛教

　　过去香港藏传佛教较表面化和缺乏扎实的发展，信众热朝过后，开始平静下来。在这两年来的《温暖人间》刊载的相关灌顶法会已较四五年前少了很多。留下来的信众开始着力于学习藏文、研究教理以及强调基础的修持上；一些团体的负责人也开始意识到必须靠本土信众的力量，来护持一个道场的发展，并且是较扎实的发展。同时，那些在香港发展已有一段日子的团体，了解到在香港弘法的活动必须与香港信众有更深入而长时间的接触，才有扎实的发展，因此喇嘛来香港长驻的团体渐渐增多，以便指导实修及研究教理，为每一个信众作深入的栽培，为整个香港藏传佛教的发展带来另一股动力。

　　9．大纯小疵的小问题

　　首先，香港藏传佛教在过去10多年的迅速发展，经常举办各种灌顶仪式、火供活动等；加之仪式隆重，供设纷繁，法器琳琅满目，的确吸引好奇信众的兴趣和投入，但却失之执着事相与仪式。至此那些财神法、长寿法、甘露丸、财宝瓶，除障风马旗等等，让一知半解的部分信众流于迷信及过分依赖上师的加持，而忽略佛教修行特式的信解行证。一部分人更是视消灾求财为目的，加深对世间福乐的追求而变得本末倒置。这些举措加深了传统汉传佛教对藏传佛教的歧见，加上本来对佛理的诠释已是不同及汉传与藏传的文化差异，而造成了彼此的排拒，而在这在弹丸之地出了一不必要的隙缝。

　　其次，随着藏传佛教团体在港纷纷成立，难免出现良莠不齐、鱼目混珠的情况；加之因为香港一向推行宗教开放政策，只要不触犯香港的法律就可以在香港作任何“宗教”宣传。因此很多假和尚持着假戒牒来港行骗混财，同样藏人或甚至汉人伪作藏僧的都来港行骗，为人修法、占卜疗病，或籍着传法消灾、祈福、加持之名而招摇行骗的例子，时有听闻。诸如此类的问题，引发香港学佛者的不少疑虑。因此，藏传佛教团体已经意识到要重视在香港的实质发展，必须包括让广大信众对藏传佛教有正确的认识，这样才能让藏传佛教有长远而深入的发展。

　　四、关于香港藏传佛教的未来发展

　　1．从宏观角度对香港藏传佛教的探讨

　　从宏观角度看，中国佛教完整地说，是由三大语系的佛教共同组成的，这就是汉文系统的汉传佛教，藏文系统的藏传佛教和巴利文系统的南传佛教。这三个部分组成了完整的中国佛教。因此，藏传佛教是我们中国佛教整体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香港佛教发展不能忽略藏传佛教的存在，藏传佛教在香港的发展亦不宜白成一角。

　　在1997年前，只有在一些小规模的活动上如清明思亲法会、盂兰盘会，或者弘法、斋僧、举办三皈五戒等活动时，才会邀请藏传佛教的喇嘛，南传佛教的长老，共同主持各自的教法仪轨，演说各自的宗门法音，直至1997年后情形有所改变。2004年“迎请佛牙舍利”活动和2005年“雪域明珠·中国西藏文化周”活动的开展，使汉藏佛教文化都走得更接近香港同胞一些。

　　继1999年5月，香港佛教联合会争取到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中国佛教协会等有关部门的支持，顺利迎请北京佛牙来港瞻礼，让香港40万人参加瞻礼后，于2004年香港佛教界又再获中央的关怀和中国佛教会的支持，批准“佛指舍利”被迎请到香港让香港同胞公开瞻礼。活动由香港佛教联合会组织，于5月26日至6月1日，假座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香港佛教暨各界迎请佛指舍利瞻礼祈福大会”，在大会会期7天内，进行了包括佛指舍利瞻礼、法门寺珍藏唐代佛教文物展览等，多项隆重的佛教活动，其中很有特色的是由汉传、藏传及南传僧人共同诵经，祈愿香港繁荣安定，祥和康泰。

　　2005年，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央人民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了“雪域明珠．中国西藏文化周”活动，活动于7月15日至21日举行。这是香港首次举办大型综合性的西藏文化活动。内容包括展出有关西藏的图片、文物、唐卡、电视节目展览和4场表演传统舞蹈与西藏传统八大藏戏片断的晚会。期间还专门举行了佛教活动。第一个活动由10多位活佛喇嘛（包括西纳活佛、恰热尖参、洛珠嘉措、尕藏尖参、尖参公保、化旦老哲等）组成的“中国藏传佛教活佛高僧代表团”，与香港佛教联合会一起举办了“佛教与构建和谐社会”座谈会。第二个活动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大礼堂，举行了规模空前盛大的“无量寿佛长寿灌顶法会”。这次法会中是香港佛教界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因为这是汉藏系统共同举行佛事活动中最盛大的一次。汉藏佛教界人士、香港各界知名人士及信众3000余人参加了灌顶弘法仪典。法会祈福香港繁荣，国泰民安，祝福祖国昌盛，西藏发展。

　　2007年香港佛教界出现三件大事，这三件事是值得研究香港藏传佛教人士所留意的，第一件是香港佛教界庆祝佛诞的“万人皈依典礼”，第二件事是“佛教南汉藏三大系联合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祝福大会”，第三件事是“香港迦举‘满临’祈愿世界和平大法会”。前两件事最大的意义就在于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三个系统又一次站在一起弘扬佛教，推动香港佛教的传播事业。第三件事则显示香港藏传佛教团体意识到团体之间团结发展的需要和倾向。

　　第一件事是由香港佛教联合会发起，为庆祝佛历2551年佛诞香港回归祖国十周年纪念。首先于该年5月24日于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庆祝佛诞开幕礼及浴佛仪典，作为大会的庆祝序幕。然后于5月26日，再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五楼大会堂举行“万人皈依典礼”。这次活动的意义并不在人多势众，而是三个系统的高僧一同主持皈依仪式，主持者有汉传的佛联会会长觉光长老、副会长永惺长老、融灵长老、畅怀长老、智慧长老、绍根长老、健钊长老、藏传长老堪千创古仁波切和南传长老ven．Dr．Kakkapalliye Anuruddha Thera等；出席者有4000多人，场面庄严盛大，三个系统一同主持，更是香港前所未有。

　　第二件事是“佛教南汉藏三大系联合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祝福大会”，在该年7月2日，由香港佛教联合会主办，在湾仔会展中心举行“佛教南汉藏三大系联合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祝福大会”，邀请佛教三大语系著名长老祝福加持香港市民如意吉祥、福慧增长，吸引近6000名市民出席参与，场面非常盛大。同样也是三个系统的僧人共同主持法会。

　　第三件事是2007年“第三届香港迦举‘满临’祈愿世界和平大法会”。这项活动的最大意义是一项联合活动，由香港噶举国际满临委员会主办，协办的有噶玛噶举（香港）佛学会、创古密宗佛教中心、佛国密乘中心、殊利大手印佛学会及噶玛禅扬（香港）佛学中心等。法会期间，有仁波切、喇嘛及阿尼等约50位，包括有香港各噶举派中心的常驻喇嘛，另外特别敦请多位仁波切及喇嘛共同念颂祈愿文。

　　总的来这说，香港藏传佛教团体若在未来能把握机会或创造更多机会，让各相同派系的团体或不同的派系团体都能走在一起，共同进行弘法活动，对于自身及整个香港藏传佛教文化发展都非常有利。首先让教内外人士认识自己，而联合活动可以加强彼此了解，同时可以发挥互助互利的作用。同样香港藏传佛教，加强与本土汉传佛教的联系也是十分重要的一步，所以上述介绍的“万人皈依典礼”及“佛教南汉藏三大系联合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祝福大会”都是极有价值和意义的活动。这些活动让香港同胞对藏族文化中的藏传佛教这一大板块有进一步认识，同时走上了民族团结的大方向。

　　2．从微观角度对香港藏传佛教未来发展的探讨

　　综观香港藏传佛教的发展，尤以近30年来的发展，可以见到经过许多人的不懈努力，已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底子。今天香港藏传佛教对香港同胞，特别是中上层的社会力量的影响力是不能低估的。在一个以多元化社会及以汉传佛教为坚强背景的香港，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文化能站稳脚跟诚属不易，况且还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近年香港的高等院校已开始设立藏学课程，当中包括与藏传佛教有关的课程。香港大学在本世纪初开办佛学硕士课程，其中也设立了藏文班及藏传佛教课程，从国内及海外请来藏学名宿及学者主持课程。在学术界开了藏学研究先河。

　　香港佛教界，早已存在一种信众年龄分布不平均的现象，信众中以老年人、中年人居多，青年人则较少。而香港藏传佛教也有这样的分布不均现象。通过观察一些藏系团体的人流，我们也发现以老年人、中年人居多，青年人很少。所以，除了争取各方信众外，在年龄层次上，也应当加强对年轻人宣传的力度。这其中应注意在推广、宣传方面的着力点和方法，特别是针对年轻人的需要而宣传。

　　在传教方式和内容取舍方面，香港藏传佛教也需要不断更新，面向不同社群的需求。就针对年轻人的需求来说，利用网络来传教，既有方便快捷的特点，也可不断更新内容，以生动活泼的形式，讲述多姿多彩的藏族文化和藏传佛教道理。同时由于可以不断更新，对社会热点问题可以及时作出反应，表达佛教的立场观点，显示佛教在社会及生活中的指导作用。此外，藏传佛教可以走在时代的前沿，探讨环保、心灵健康等现代世人关切的问题。正如当年索甲仁波切出版的《西藏生死书》能一纸风行，就正是把握着时代的脉搏，而能风靡欧美。此外，可以将藏传佛教的养生法与禅法生活化，充分利用现代人追求健康的契机，契合人们祛病强身、延年益寿的时代倾向，与体育锻炼有机地结合起来，认真加以推广。例如，现在流行欧美及港台，源自印度的瑜伽修炼，也是值得香港藏传佛教结合藏系在这方面已有的资源，加以推广，相信是大有可为的。

　　总之，佛教本土化是香港藏传佛教的必由之路。香港虽然不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都会，但社会却是多元化的，充满各种不同文化取向的人群，这就决定了佛教界的传教思想及其传教的方式也必须有多元化的契机才是，否则，传播的成效就会大打折扣。对未来而言，只要认准方向，脚踏实地，一心一意，百折不挠地向前迈进，收获的季节就一定会到来。香港回归后，根据特区基本法所赋予宗教自由政策，对外同内地的联系更加密切；对内，无论汉传、藏传或南传的佛教，各自都有可观的发展，而三个系统之间亦加强了联系和合作。所以，整体的香港佛教都将会获得长足的发展，同时亦会促进香港同胞对民族团结大方向的进一步了解。

（责编：鹤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