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朗绕登：塑造“坏管家”形象深入人心

　　今年是西藏自治区话剧团成立50周年，50年来，在西藏一代代话剧人的努力下，西藏话剧界人才辈出，大型话剧精彩纷呈……

　　上世纪60年代初，第一批藏族话剧演员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他们的毕业汇报剧目《文成公主》在上海、北京、西藏等地引起轰动，演员们受到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当年，周恩来总理对他们说：“你们是高原上的话剧种子，要在西藏生根、开花、结果。”

　　50年的风雨历程是西藏自治区话剧团拼搏奋斗的历程，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他们让周恩来总理当年的寄语成了现实——当年话剧的种子现在已经在西藏生根、开花、结果。

　　在西藏自治区话剧团成立50周年的日子里，让我们一同回顾西藏话剧的发展历程，重新认识那些淡出人们视线的话剧界的元老们、那些正当红的明星们，还有那些在幕后默默奉献的编导、美工们，以及那些已经离我们而去的老艺术家们，以此来表达我们的敬意……

　　他6岁时在山南的亲戚家当小佣人，9岁在拉萨一大贵族家当佣人，一直当到20岁。在那个贵族家，他见过张国华和谭冠山，通过和解放军的交流，他成为较早参加革命的西藏群众。后来被送到西藏公学学习，在那里，因为有舞蹈基础，他有幸成为上海戏剧学院第一批藏族话剧班29名学员之一。回到西藏，经过自己多年的努力，他成了西藏自治区话剧团团长——他就是索朗绕登，一个从小佣人成长起来的西藏第一代话剧艺术家。

　　一直演坏人的索朗绕登是一位讲究衣着和自身形象的人——整洁的衣着，头发梳得纹丝不乱，还有着一个老干部的影子，索朗绕登说：“不是因为接受采访才这样打扮的，这么多年习惯了。”

　　索朗绕登塑造的反派形象深入人心。

　　出身贫贱 “下人”的生活他过了20年

　　1936年，索朗绕登出生在山南一个贫苦家庭。“我的父辈好像曾经为一个大家族当过管家，家境还算可以，但我从出生就是一个下人。父亲去世后，家道中落，在家吃不起饭，妈妈就把我送到舅舅家。”索朗绕登说，“把我送到舅舅家其实不是寄养，而是去当小佣人，也就是说我也必须靠劳动吃饭。在舅舅家我放牧、割草，还要干一些其他杂事。但就是在舅舅家，我学到了一点藏文，还接触到一些藏医知识，当时舅舅就是一位藏医。”

　　9岁那年，索朗绕登被带到拉萨，成了一大贵族家的小佣人。“在那个贵族家，我负责陪少爷读书，也就是一个小书童。少爷除了学习，其他的事都是我的，做起来并不轻松，稍有不慎就会挨打。还好，我是那种反应比较快的，能见机行事，比起其他人我少挨了不少打，但平日里还是提心吊胆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会挨一顿打，我曾经亲眼看到一个下人被打致死，死了也就死了，没有什么道理可言，这种战战兢兢的日子我过了10多年。”

　　1956年，索朗绕登参加了革命，他说：“那时候，20岁的我经常看到张国华、谭冠山等解放军的领导到我所在的府上做客，其中有一位翻译，他会说藏语，他经常和我聊，说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没有老爷和下人的区分，他希望我能参加革命，为更多的穷苦人做些事。于是在他的帮助下，我回到了山南老家，成了山南公安系统的一员。”

　　参加革命 搞“农贷”赢得百姓心

　　索朗绕登回到山南，因工作需要，他被抽调到银行系统搞“农贷”。

　　“‘农贷’不是搞现金贷款，当时我们是把钱换成种子，那个年代还没有开始搞民主改革，很多农奴家庭收成后交完租税，第二年播种季节是没有种子的，都是从农奴主手中借种子，到秋后收完粮食按利息还粮食，当时的利息很重。而共产党搞的‘农贷’是无息的。但最初开展工作并不顺利，农奴们不相信有这么好的事，而农奴主们又在大肆渲染共产党骗人，会秋后算账，利息会更重。于是我们就挨家挨户地去做工作，还自己担保绝对不会有利息。有些人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借我们发放的种子，当年，我们真的一点利息也没收，第二年工作就全部展开了。”索朗绕登说，“1957年，因为暂时不会进行民主改革，很多工作人员被送到陕西学习，因为没有相关的工作人员，农奴们借的种子连本钱也不用还了，大家都很开心。我觉得当年在西藏推行的‘农贷’赢得了人心，为西藏的民主改革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当年因为发‘农贷’，我还得了一个先进工作者的荣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