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军：西藏精神信仰宝贵 如伏藏有待挖掘

杨志军和藏獒

　　杨志军，1955年5月出生于青海西宁，当过兵，务过农，上过大学，做过记者，在青藏高原生活40余年。凭借《藏獒》三部曲畅销百万余册，不久前，他的新书《伏藏》在北京雍和宫首发，引发人们对神秘西藏“达芬奇·密码”式的探寻破译。从讲述藏獒与人类情感，到写就《伏藏》揭示西藏深层文化，他将如何完成再次蜕变？此次跟随中国作协赴藏调研采访团来藏，他行走古城拉萨，站在布达拉宫前，下一步写作思路渐渐清晰，灵感涌动中，他感到豁然，“西藏是我的福地，而每个藏族人都是我的老师。”

　　记者：读者看您的《伏藏》，是想解开西藏的谜团，您写《伏藏》的初衷是什么？

　　杨志军：西藏文化本身有它的神秘色彩，描写西藏文化的作品也很多，很多作家因为西藏的神秘才产生写作冲动，作家在作品中再次营造神秘，最终却越写越神秘。《伏藏》并不是去刻画所谓的神秘，而是让更多人去体会西藏文化的精神高度。

　　在《伏藏》中，我想传递一种信息——西藏是一块净土，是一个信仰的净土，是一个精神的净土，它是一个信仰的高地。在这个信仰的高地，我们能找到什么，我们找到的，不仅仅是文化古迹，不仅仅是留存下来的寺庙或者佛像，真正找寻的是人类需要的精神高度。

　　当人类面对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有时候无所适从，精神是空虚的，道德是低下的，信仰是缺乏的。我在发掘伏藏的过程中就发现，佛性和人性是完全一致的，伏藏，是一种宗教传承的方式，用我的方式去说，就是埋藏起来有待发掘的信仰。从藏传佛教来讲，最早的伏藏鼻祖是莲花生大师，他当时感觉到，他的很多传承不易于传播下去，便伏藏起来，等待后代去发掘。这也给了我一种启示，我们既然面对着人类的精神空虚和信仰缺失，为什么不去挖掘一种伏藏，转为变为我们自己的精神资源？

　　记者：您的《伏藏》中伏藏的是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遗嘱，掘藏的密码是仓央嘉措情歌。为什么选择了他？

　　杨志军：从传统来讲，仓央嘉措是宗教的叛逆者，他追求自由，做想做的事情，但在我看来，他得到了宗教滋养、生活滋养和民间滋养，不仅仅是宗教领袖，不仅仅是六世达赖喇嘛，更重要的，他还是优秀的歌手，伟大的诗人，从他身上体现出来的是，佛性和人性的统一。他是佛，必须爱人，爱所有人，传播自己的爱，无论是自己修炼还是普度众生，都是将自己的爱传播开去。而世俗的追求和人性的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爱。

　　仓央嘉措将人性和佛性结合起来，将他的信仰追求和世俗生活结合起来，将他的精神高度和我们的日常举动结合起来，这种统一和结合，将他变为世俗和精神不分，在精神高地上他给我们一个启示：我们可以不皈依宗教，但我们不可以不皈依信仰，可以没有宗教，但不能没有信仰。

　　记者：《达·芬奇密码》起于卢浮宫，经圣叙尔皮斯教堂、维莱特城堡、伦敦圣殿教堂、威斯敏斯特教堂、牛顿之墓，止于罗斯林教堂。《伏藏》起于雍和宫，经拉卜楞寺、塔尔寺、色拉寺、大昭寺，止于布达拉宫。有人将《伏藏》称作为中国版的《达·芬奇密码》？

　　杨志军：《伏藏》和《达·芬奇密码》有不同的出发点。

　　《达·芬奇密码》描绘西方天主教，以批判和揭露天主教为出发点，总体是悲观的，看不到当时西方的精神出路。在这部书中，我注重建树，建树西藏精神，如信仰和精神标准的统一，生活和道德的统一。我的建树微不足道，但我在作品里有这样的意图。当然，我也在批判历史的黑暗，如西藏历史上的政教合一，是非常黑暗的。

　　我在《伏藏》里告诉读者，莲花生大师对所有人都有伏藏，他将信仰放进了所有人的心里，有待我们自己去发掘这样的大爱来。藏传佛教更多面对的不是外部世界，而是自己的内心世界，靠我们自己去挖掘。

　　记者：您在寻找怎样的一种西藏精神？

　　杨志军：我想发掘出这样的一种西藏精神，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资源。这是过去西藏本来就有的。你比如说，很多人离开信仰的场所，如离开寺院和庙宇，就不信仰了，信仰和他的日常生活没有关系。但藏族人民的日常生活就是信仰。我过去经常和牧民在一起，你问他为什么要去拉萨朝拜，他不会说我想过好日子，他会告诉你，是为了所有人的幸福。所有人幸福了，他也就幸福了，他有一种满足的感觉。他通过自己艰苦的祈祷，自己的膜拜，能为所有人祈祷幸福，他会得到一个好的来世。信仰要求他这样。

　　我毕生都在热爱藏文化，可以看到西藏对精神生活有非常完美的描述，这让我们看到人类可以达到的高度，也可以看到，人类最早就应该是这样的，人类最早应该这么干净、饱满、富有感染力，人类可以有这样的生活状态，可以有另外的精神境界。

　　记者：写完《藏獒》三部曲后，您曾对媒体说，如果不能超越，就不会拿出来发表，于是我们看到了《伏藏》，未来将如何再次完成蜕变升华？

　　杨志军：我写《藏獒》时，只是想通过藏獒和人类的关系，在人文道德、生态文明这个层面来做批判和建树，写完《藏獒》三部曲后，我想如果不能超越，我今后的作品就不拿出来发表了。

　　说来跟西藏确实有缘，我写《藏獒》之前，就有仓央嘉措的影子，想写他，但是无从下笔，关于他的史料很少，要写成书，就必须虚构情节，到最后可能就成了小说化的仓央嘉措传记了，无非是以小说的笔法写了一个宗教的叛逆者。那有什么意义呢？所以，选择了暂时搁浅。之后，在我和几位朋友在那曲采风，自然而然就将仓央嘉措和伏藏联系起来，以他的情歌作为密码来传递整个西藏文化和藏传佛教所应当传递的最简单最本质的东西，思路一下子就清晰了。《伏藏》已经从精神信仰上，超越人文道德层面了。当我站在这个层面去思考问题，顿时就豁然开朗：爱的精神是永恒的精神，仓央嘉措的歌不光是唱给情人的歌，也是唱给人类的歌，不光是唱给朋友的歌，也是唱给敌人的歌，同样还是感化丑陋的歌。我意识到，我通过《伏藏》用西藏历史和文化告诉人们，爱——是简单的道理。

　　记者：在西藏题材上，下一步会有哪些打算？

　　杨志军：尽管不是第一次进藏，模糊的写作轮廓如此的清晰和细致，而且有想写的冲动，轮廓越来越细致。无论自己离多远，只要回到青藏高原，始终会觉得你就是那里的人、那里的一棵草、那里的土地、那里的一只野兽，一只藏獒。家的感觉只有在青藏高原才能找到。

　　下一步的作品还是会以西藏题材为主，我知道该怎么写了，只是现在还不能说出来，因为我肯定还会有细节上的改变，不过，信心更足。

　　这次来西藏，也让我有个信念，我想我完全可以超越《伏藏》，还可以再上一个台阶。接下来的作品，我想我有义务和冲动去发掘西藏在精神和信仰方面的魅力，西藏会具有更宽阔的视野和更强烈的冲击力，将这种魅力散发出去。我们现在有很多写西藏的书，有很多很好的作品，但是西藏整体挖掘的不够。站在人类的层面上，或者更远一点，站在未来的层面上看，我们发掘的西藏极少极少。所以，下一步题材，会下功夫做这方面的努力，推广西藏文化，辐射开去，变成人类信仰的指标，也具有普世价值。下一步，我肯定会在世界信仰的比较和挖掘上做一些文章，我很感兴趣。

 

（责编：宁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