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法唐：西藏政协成立50周年 望在新的里程中前进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成立50周年之际，我特致诚挚而热烈的祝贺，并祝西藏政协的朋友和同志们健康向上。

　　回顾西藏政协的发展史，如同西藏的民主改革一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西藏和平解放之初，以中共西藏工委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和以十八军、西藏军区为代表的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按“兵对兵、将对将”分工，领导同志几乎天天和上层人士打交道，机关、部队和各方面工作人员则通过走访、放布施、治病救人、进行贸易、利用节日进行宣传、表演文艺节目、放映电影、组织学习等形式广泛开展工作。从而，西藏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逐步形成和发展。上层爱国人士在和平解放西藏、支援人民解放军进藏、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执行和捍卫《十七条协议》、平息叛乱、进行民主改革和巩固扩大统一战线等方面，革命和建设的各个阶段，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中不少人还积极要求成立政协组织。但因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不但不好好合作，还处处刁难，最后发展到公开闹分裂，搞叛乱。西藏政协在人民解放军进藏整9年、西藏和平解放8年后，于1959年12月20日在平叛改革中取得伟大胜利，上层人士叛与未叛、反动与否基本明朗后才得以成立。

　　1980年，中央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后的一、两年，西藏的经济工作开始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任务。一方面加大、加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学习和讨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刀阔斧地拨乱反正，坚决地纠正“左”的错误，彻底地平反冤假错案，全面落实党的各项政策，以及解放干部等，把党的工作重点迅速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另一方面，借中央召开的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议的东风，及时地步入改革开放的快车道，开始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在此形势下，西藏政协工作明显加强，并于1977年11月30日举行西藏政协第三届第一次会议，在围绕中心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参加视察、建言献策的过程中，发挥特长和优势，做了大量工作。邀请区直有关部门和单位在西藏政协研究解决人才问题，举办小学教师藏文进修班，征集、整理、出版文史资料，投身经济体制改革、促进改革开放、争取藏胞回归，以及一些纪念、参观、慰问活动等计划内和计划外的工作都积极开展起来。政协事业的快速发展，是量变到质变飞跃的必然，是有基础的。

　　我于1980年第二次进藏任区党委第一书记时，同时接任了政协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主席的工作。开始我虽然也参加政协活动，但到1981年4月28日西藏自治区政协第三届第三次会议时才正式被选举为西藏自治区政协主席。虽然我从进藏开始到担任中共江孜分工委书记时对统战工作一直很重视，并做了些为西藏工委肯定和表扬的事，同上层同志和朋友关系也很好，但在1983年4月召开西藏自治区政协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前，我感到兼职太多，难以兼顾，难以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对工作不利。于是就在区党委调整班子时，建议辞去西藏自治区政协主席的职务，由杨岭多吉同志担任政协主席，我仍以非主席的身份参加政协的活动。中央批准后，得以实现。

　　值得提出的是，政协全国委员会已经是第六届了，为什么西藏政协才是第三届呢？这是因为，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前，就先成立了全国政治协商机构，并取得了暂行全国人大的职权。而西藏不同，西藏地区解放较晚，在这之前西藏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也没有民主党派，情况极为复杂。即使于1956年成立的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也是比较松散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组织。直至经过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的洗礼后，上层人士反帝爱国和对社会主义的态度进一步明朗化。这时，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性质已有改变，人民当家作主的意识增强，各族各界的爱国进步人士要求像祖国其他地区一样成立西藏政治协商机构。在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领导下，以社会主义（初期是民主主义）劳动者、爱国和拥护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的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以及包括中共党员、进藏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团体在内的各族、各界代表人物组成的西藏政协才终于在拉萨成立。

　　政协的成立，标志着西藏的统一战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得到加强，党的民族政策深入人心。1959年政协西藏委员会成立前的11月11日，西藏第一个政协组织——政协江孜专区委员会成立，我还任过该委员会主席4年多。所以在第二次返藏工作后特别是任西藏自治区政协主席期间，对政协工作更加重视。但因那时我忙于到下面了解情况，又着重抓拨乱反正、工作重点转移和治穷致富等工作，所以党委工作多由郭锡兰同志处理，政协工作多由宋子元同志去办。我只在以下几个问题上直接或间接地做了一些工作。

　　一、宣传新的历史时期统战工作和政协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在新的形势下政协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强。队伍扩大，工作内容增加，对政协的要求也更高。

　　二、拨乱反正。建议为原来的政协委员和过去拟安排而未安排的朋友平反、纠错和落实政策，扩大和加强政协组织。安排拉鲁·次旺多吉为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和恢复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等，都是西藏先提出意见或中央征求我的意见后确定的。

　　三、为西藏自治区政协创造工作条件。过去政协的办公条件较差，我提出优先解决西藏自治区政协工作条件问题，抓紧修建政协办公楼。

　　四、发挥政协委员的特长。在文史资料征集的基础上提出早日出版《文史资料选辑》，可喜的是1981年就开创出版了第一辑，至1985年已出版到七辑，对弥补党史的不足、以事实澄清是非、批判达赖集团、调动政协委员的积极性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动员政协委员做改革开放的促进派，积极鼓励个别有条件的参与商品经济。

　　六、呼吁政协充分发挥作用，支持筹建西藏大学、西藏社科院，搜集整理《格萨尔王传》，整顿、加强西藏区内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级学校和由内地省、市帮助办西藏中学、西藏班，促进西藏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

　　七、凡是中央的重要指示，尽可能直接地向政协传达，对区党委要定的重大问题，努力通过多种形式征求政协的意见。

　　八、走访、联系、个别谈心，沟通思想。西藏的民主人士，多不习惯在会议上谈问题，特别是涉及批评的意见。个别接触、个别交心非常重要，特别在西藏政协成立之初更为重要。所以我对帕巴拉·格列朗杰和朗顿·贡嘎旺秋、生钦·洛桑坚赞、德格·格桑旺堆等政协领导多能交谈，他们对一些问题的理解较深，我得到了他们很多的帮助。

　　综观西藏自1950年至1985年，即20世纪中的这35年间，既出现过“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错误，也出现过两个最好时期。平叛改革至“文化大革命”前，是西藏解放后第一个最好时期，被誉为第一个“黄金时代”。翻天覆地的平叛改革后又经过五年的稳定发展，出现最好时期是水到渠成。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即1980年至1985年，是这之后的第二个最好时期，被誉为第二个“黄金时代”。西藏农牧业、工交能源、科教文卫体等工作都逐步得到恢复，经济开始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进步也很明显；党的建设、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明显好转，以民族团结为核心的上下关系、党群关系、军政军民关系得到加强，部队建设正常发展，边防巩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此间，西藏自治区政协发挥自己的优势，既是西藏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实践者，也是西藏历史发展的见证人，政协同志和朋友应感到骄傲，并应得到人们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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