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长在珠峰脚下的潘多,藏语名字的意思是“有用的人”。这个出身农奴家庭,幼年时不得不背驮六七十斤的货物往返于喜马拉雅山的藏族女子,在1975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从险要的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女性,将自己的名字永远地刻在了祖国的登山运动史上。
时光流转,珠峰依旧。古稀之年的潘多在共和国六十岁生日之际,由衷地说:“登山改变了我的命运,祖国让我成为有用的人。”
从农奴到珠峰第一巾帼
1939年5月,一个普通的西藏农家生下了一个女孩,父母为她取名“潘多”,在藏语里意为“有用的人”。
“这个名字在藏区是很常见的,就跟张三、李四差不多。”潘多告诉记者。在她的记忆中,为农奴主放羊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面目已经模糊。瘦弱的母亲每天摸黑起床捻羊毛,搓成一根线后,把毛线绕在纺锤上,连上梭子,织机便咯吱咯吱地响起来,一直响到深夜。
“小时候经常吃不饱饭,有时能吃上糌粑糊糊,我就用手沾着吃,吃完了还要把手指舔干净,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吃上一整块硬实的糌粑。”潘多说。
那时的西藏还没有公路,运输货物靠马帮、牦牛帮或人力背驮。商队从印度、尼泊尔穿过喜马拉雅山口,把罐头、玻璃器皿运到西藏,卖给农奴主,再把盐巴、羊毛运走。人们管干这种营生的人叫“背夫”,每走完一趟,能分到几十块钢洋。父亲去世以后,十三四岁的潘多就和妈妈一起,每天背驮六七十斤的货物往返于喜马拉雅山山区,一走就是十几个小时。
“如果不是1958年碰上了中国登山队来农场挑人,或许我现在就是一个普通的藏族妇女。”潘多回忆道,“教练披着军大衣,踩着军靴,样子神气极了。我和其他藏族女孩子,都以为这是汉人要招兵,就去试了试。”
经过了一系列测验和体检的潘多住进了中国登山队的营地。在教练和队友们的记忆中,19岁的她皮肤黝黑,高高的个头,宽厚的下巴,身体也很有力量,训练特别刻苦。“当年登山装备不像今天这样先进,我们除了每天长跑、举重、跳鞍马,还要接受一些严酷的训练锤炼意志品质,很多人都坚持不到最后。”潘多说。
凭借从艰苦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坚韧性格,潘多坚持了下来,并很快从队员们中间脱颖而出。在登上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和海拔7595米公格尔九别峰之后,她两次打破了世界女子登山高度的记录,并最终成为新中国登顶珠峰的第一位女性。
那一刻,我们相对无言
“1975年5月27日14时30分,中国女登山队员潘多在艰苦的跋涉和勇敢的攀登后,成为第一个站在珠穆朗玛之巅的中国女性,也是全世界首个从北坡登顶的女性,她在8848.13米留下的一份心电图纪录,至今仍是全人类仅有的一份。”--这段文字,已经成为潘多一生成就的注解。
但在寥寥数语的背后,是当时潘多已经37岁,是三个孩子的母亲,距离第三个孩子断奶不到一年。更特别的意义还有,在苏联撤走联合攀登珠峰的专家和设备后,新中国要向世人证明,中华民族离开了洋拐棍,一样能自力更生地走自己的路!
1974年3月18日,一直关心中国登山运动的周总理已经病重住院,邓小平同志主持国务院常务工作,在他的批准下,中国登山队运动员在北京集结,向珠穆朗玛峰挺进!
潘多和爱人邓嘉善一同投入到这次特殊的任务中,这两个曾经捆在一根绳索上的队友兼伴侣,最难忘的是海拔7500米的一次碰面。
那是在海拔7500米处,登珠峰已经到了最后突击的阶段。邓嘉善作为中国登山队副政委,已在7600米的高山营地连续指挥了5天,为突击队设计完上山线路后向山下撤退,正遇上潘多与队友向上攀登。潘多看到两个月没见的丈夫,在远处就冲他热情地挥手,看到妻子的邓嘉善却只是举起冰镐向峰顶指了指。
“我当时看他将手中的冰镐朝峰顶上指了指,就明白了,他是示意我一定要登顶。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见他在上面山路上细心铺设好的一面面小红旗路标,当时眼泪就流了下来。但为了登顶必须保存体力,我只能冲他点点头,擦肩而过。”回想起这一细节,潘多的眼眶湿润了。
当潘多最终登顶的那一刻,她将冰镐指向了北京,和其他8位队友一起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随后,她静静地躺在仅一米多宽的珠峰顶部,忍住激动和寒冷,记录下人类第一份位于珠峰之巅的遥测心电图。山脚下,邓嘉善从荧光屏上的曲线感受到了妻子、一名农奴的女儿登临地球最高点的心跳。
寄望未来,潘多再“攀登”
如今,潘多随丈夫定居在平均海拔只有不到5米的无锡市区。新家房门上贴着红榜,写着“光荣之家”,两个人还是像当年一样互相搀扶着度过每一天。但年轻时透支的,年老后总要还上。因冻伤而残缺不全的脚趾,加上膝伤,退休后潘多的行动越来越不方便。
尽管如此,潘多和丈夫现在每月都至少会去上海一次,作为宝山区同洲模范学校的名誉校长,潘多现在心里唯一牵挂着的就是这所学校里的莘莘学子。“曾经有好多老板请我去,给高薪,还给一辆奥迪车,但那种商业代言我都没有参加。最初同洲学校我也不想去,因为从小没读过书,怎么能做校长呢?”潘多说。
但校长程彪的诚意最终感动了她:“我跟潘多说,我们敬佩您攀登珠峰的英勇事迹和您勇往直前的攀登精神。我们学校是一所新建的学校,但我们决定将攀登精神,就是‘苦’字面前不摇头,‘难’字面前不低头,‘死’字面前不回头,作为我们学校的办学精神,我们衷心希望您能来同洲当名誉校长。”
打动了潘多的,正是这个“攀登精神”。一直以成为“有用的人”激励自己的潘多,从这里看到了将自己的理想辐射和寄托在下一代孩子身上的希望。“除了一些社会活动,同洲是我们后半生最重要的事业了。我们现在只希望平时能多来来学校,多为这里做点事,把学校办好,为了教育事业再登一次顶!”潘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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