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桑：50年西藏妇女发展变化的见证人

　　1950年之前，伴随着民主改革、废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百万农奴站起来了，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政权。在这个时候，也就是1960年初，西藏自治区成立了西藏爱国妇女联谊会筹备委员会。同年3月改名为西藏爱国民主妇女联合会。6月召开西藏自治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西藏自治区妇女联合会。这是西藏妇女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组织。50年来，西藏自治区妇女联合会在党的正确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几届妇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各界妇女，使西藏妇女自己的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少到多，从弱到强，从不成熟到成熟，逐步成长壮大起来。她们在西藏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等各个历史时期，充分的发挥了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的作用；广大妇女群众倾诉冷暖、困苦、日常工作、生产和家庭婚姻等方面的所遇到的各种难解困惑的娘家的作用。

　　50年来，西藏的妇女的情况的变化和发展。可以从以下几组数字说明，截止2009年底，据不完全统计，全区女干部占干部总数的41.42％，其中，省级女干部占省级干部总数的16.67％，地厅级女干部占地厅级干部总数的11.81％，县处级女干部占县处级干部总数的17.41％，地市党政领导班子中女干部配备率达到78.57％，区直领导班子女干部配备率为61.04％。73个县市党委政府领导班子中配备有一名以上女干部的领导班子占83.17％，全区46.9％以上的乡镇党委政府领导班子配备了女干部。同时，注重选拔女同志在各级党委、人大中的作用。这些数字有力地说明了西藏妇女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有参与决策和管理的权利。

西藏自治区党委原副书记、自治区政协原党组书记、副主席巴桑　陈臣摄

　　日前，记者采访到了西藏自治区党委原副书记、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党组书记巴桑，倾听这位73岁的老人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

　　家庭身世

　　我老家是在山南贡嘎县。父母都是奴隶，母亲是贵族家的奴隶，父亲是寺庙的奴隶。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西藏，不同农奴家的奴隶结婚生孩子后，女孩归母亲主人家所有，男孩归父亲主人家所有。我父母生了五个孩子，我和姐姐归我母亲的主人家所有，三个弟弟归我父亲家的主人家所有。最小的弟弟刚生下不久后，母亲就生病死了。父亲带着我们五个孩子过着贫穷困苦的生活。等姐姐能干活了，母亲的主人就把她带到了庄园里。三个弟弟慢慢长大，没多久最小弟弟也死了。我们四个兄弟姐妹，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分散在四处当奴隶。我七八岁就到姐姐当奴隶的那个庄园里当奴隶，后来，他们把我带到拉萨，一直到19岁。

　　逃向光明

　　西藏和平解放了，解放军到了拉萨，我在哲蚌寺底下的贵族家当奴隶，对面就是八一农场和七一农场。农场里很多藏族工人，其中有的是我很要好的朋友，他们每天上下班，就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我经常听到他们唱着这首歌，来来去去，高高兴兴的，他们非常的自由。

　　曾经，想着父亲，姐姐和两个弟弟都在山南当奴隶，我一个人在拉萨，有可能永远都见不到他们。看到对面是拉萨河，两次准备跳拉萨河，我觉得活着不如死了。可是到了河边，我又想着怎么也要见一下父亲、姐姐和弟弟，就放弃了轻生的念头。

　　当时我虽然不懂革命道理，但是我知道解放军对穷人好。我住的那个村里有解放军的一个小分队驻扎，解放军经常给穷人的孩子们讲故事，那时候说是讲故事，实际上是宣传党的政策。我也特别想听。一个解放军的领导用汉语讲，一个藏族解放军做翻译，讲内地过去地主剥削农民，现在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他们翻身了，分到了地，都自由了。我越听越高兴，但是又半信半疑，想着不会有这种好时代，但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后来我想逃跑，去找解放军。

　　我曾想过要跟关系好的奴隶商量，一起逃跑，后来觉得如果那样的话，比较容易暴露，还有万一我们被发现了，奴隶主肯定饶不了我，又连累了别人。于是我决定我一个人逃跑。

　　1956年的藏历七月快要过雪顿节的时候，我当奴隶的那家要演藏戏，会请很多客人。第二天要过节，大家都很忙，我想这是很好的逃跑机会。那天傍晚正好要我去买牛羊肉，市场里只有牛肉，没有羊肉。回来之后主人家小姐把我痛打了一顿，我被打晕后关在仓库里。我醒来时，天都黑了，仓库的门没有关，于是我决定当天晚上就逃跑。

　　历经坎坷

　　当时，我身上只有一件破破烂烂的藏装，一根牛皮绳子做的腰带，连鞋也没有。那天夜晚，我在对面的山上躲藏，没有睡觉，想着以后的去路。忽然想起当雄县有解放军在修机场，我虽然没有去过当雄，但是我知道方向。当时，青藏公路、川藏公路已经通车了。当雄就在青藏公路的边上。所以我决定到当雄去找解放军。

　　为了伪装，怕农奴主发现，我为自己改了名，原来我叫格桑，看到对面天空的金星也就是“嘎玛巴桑”，很亮很亮，于是我就改名叫巴桑。白天往山上走，晚上下来顺着公路走，就这样走了五天六夜才到当雄。

　　到了当雄后，我只知道解放军对穷人好，但是更多的也不知道。我怕我说实话解放军把我送回拉萨的家中，所以我说我是孤儿，没有家，求解放军把我留下来给他们做小工。最终他们同意把我留下当民工。

　　藏历七月后，当雄比较冷，我连鞋子也没有，解放军好心好意要把我送回拉萨当小工。当时我什么也不敢说，很害怕被奴隶主的人发现。第二天早上，他们给我找了个车。后来我到北郊当小工，那时候解放军在那里盖房子，驾驶员把介绍信交给单位，单位把我留下来了，当了几天小工。后来我和另外一个女孩到甘丹寺底下的一个砖瓦厂给炊事班帮忙，跳水、烧火、洗碗。之后我们又回到北郊学医，因为语言无法沟通，所以放弃了。随后我们又去学文化，当时是噶厦政府破坏共产党办学校，暗地里派人来学校捣乱，我们什么也没有学成。

　　命运如此改变

　　1957年，中央决定在内地办学，有一天，老师来找我们说，可以自愿报名到内地去学习。我就非常高兴，恨不得马上离开西藏，在这里一天到晚提心吊胆，怕奴隶主把我抓走。1957年10月国庆节刚过去，我就去了内地，1958年9月15日，西藏工学正式成立。1959年3月，西藏发生武装叛乱，我们原计划六年制的学习也被打断了，后来我参加了平叛和民主改革。

　　1959年5月11日离开咸阳，回西藏，把我分配到山南乃东县农会工作。那时候说是当翻译，可我自己汉语功底很差，连生活用语都说不好，但是没有办法，就那么硬着头皮当了翻译，一步一步走过来的。1960年10月我被调到白浪县工作，直到来自治区党委工作之前一直在朗县工作。

　　巴桑书记语重心长的说道：“我没有怎么上过学，没有什么文化，可以说我能走到今天，就是凭着对党的热爱和对工作的热爱，凭着这么一个信念，一直支撑我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