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青春献给了西藏”——访18军老战士徐永亮

　　“世界上如果有灵魂的话，我的灵魂已经留在西藏了。”原18军老战士、原西藏军区话剧团副团长徐永亮注视着我们说，眼中熠熠闪光。

　　徐永亮16岁进藏，在西藏度过了“人生最重要的20年”。离藏近40年来，由于身体的原因难返“故园”，徐永亮一直打探着一切和西藏有关的消息，读相关的书，了解相关的事。西藏那段“难以割舍”的青春岁月，成了他数十年来最美好的回忆。

　　雪域圣地一路歌

　　徐永亮说，当时他们只是抱着“驱逐帝国主义，解放祖国最后一块国土”的一腔热血，实际上“对西藏的情况一无所知”。他笑着补充道，正是军长张国华，才让他们这些文艺兵有机会踏上西藏那片土地。

　　当年进军西藏的命令下达后，西南军区邓小平政委指示“要轻装前进”，文工队被减了下来。在红军时期曾做过宣传工作的18军军长张国华，深知文艺的作用，向当时西南军区领导刘伯承和邓小平坚决要求“带文工队进藏”，称要在西藏开展工作就必须先通过文艺和文化这条战线。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徐永亮所在18军54师文工队被整队调到了军文工团。

　　进藏部队抵达拉萨举行入城式时，不少藏族同胞第一次见到解放军、第一次见到红旗、军乐队、腰鼓队和秧歌队，“拉萨群众全城出动来看解放军”。不过还是有一些捣乱分子从房上扔飞石，还往解放军身上吐吐沫，一些“坏家伙”会突然用身体撞人，当地人称之为“扛膀子”。

　　“人家砸你，只要还没被打趴下，就要接着表演。”徐永亮说，“那时候我们有一条规定，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刚到西藏时，由于语言还不通，文工团通过演出“与藏族同胞拉近感情”，演员们穿上彩妆，打起腰鼓，围着村庄转。老百姓一看，解放军在唱戏，就过来了。文工团开始演出宣传十七条协议，那时都有藏文翻译。

　　“说实在的，藏族老百姓就是通过文艺演出认识解放军的，又是通过解放军的宣传和模范作用，认识了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徐永亮强调说，双手在空中划了一个弧线，宛若乐队指挥。

　　“那时候给西藏贵族演出也是文艺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徐永亮说，“文工团那时每周得有一天去陪贵族们跳舞。”贵族小姐“一个个长得挺漂亮的”，留过学，会说英语。他们的生活非常奢侈，“吃高级奶粉、巧克力”；很洋气，“还抹着香水”。

　　徐永亮还给我们讲述了文工团为达赖演出的一些往事。

　　部队刚到拉萨时，达赖在罗布林卡第一次接见了进藏部队团以上干部，第一句话就是：“汉官，你们辛苦了。”随后就要请大家吃饭。按照当时西藏上层社会的规定，宴会必定有歌舞伴随。文工团许多女兵纷纷表示不满：“我们是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怎么能做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呢”，不愿意赴宴。军区首长谭冠三知道后，亲自来做工作，强调在宴会上演出“也是革命的一部分”，大家才应邀前去演出。

　　文工团第二次为达赖演出时逢藏历年，按照藏传佛教传统，不允许女性进入布达拉宫。经过交涉，文工团的汉族女演员获准进入。当时他们跳的是苏联红军舞、新疆舞，还有《孔雀吃水》的藏区舞蹈。

　　徐永亮说，达赖观看表演在楼上，他面前挡着一个黄纱。看着看着，一高兴就把黄纱扯下了，拿出相机拍照。“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达赖，达赖喇嘛那时还是一个小孩。”

　　还有一次，文工团表演一个表现军民关系的小歌剧《新米节》，演完之后徐永亮他们正在后台卸妆，团长走进来说：“停下来，不要卸，达赖还要再看我们演一遍。”“我当时就对我们那女主角开玩笑说，‘都怪你太漂亮了，’后来，我们就又给他演了一遍。”

　　“达赖最佩服的就是毛主席了。”徐永亮说，“1954年达赖到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毛主席接见了他。毛主席说，‘西藏之所以贫穷是因为喇嘛制度的问题，你们的宗教信仰我不管，但社会科学的进步这点你们一定要接受，社会要进步啊。’”

　　说到这里，徐永亮看着我们，感慨地说：“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在西藏、乃至在世界上都是创举。”

　　当年在西藏，上级要求文工团要有“军队的气魄，有民族的风格”。因而，徐永亮和他的战友们还向西藏文化学习。

　　1953年开始，文工团专门请民间最好的艺人来教藏族舞蹈，还向民间艺人学唱藏戏，学的第一部藏戏是八大藏戏之一的《苏吉尼玛》。徐永亮说，文工团有位歌唱演员叫黄崇德，“艺术感觉特别好”，她的藏戏演唱水平一些西藏贵族看了都赞不绝口。

　　徐永亮1954年曾在太昭（现更名为工布江达）带民工修路。民工们特别爱唱歌，那些民歌调子也特别好听。徐永亮就请人用藏文记了下来。现场他还给我们唱了一首，歌词是：“解放军到西藏，幸福生活有保障，修公路呀，修到自己的家乡……”当时的西藏贵族索康担忧地说：“坏了，公路修通了，我们虽然收了解放军千百万个大洋，但我们失去了千百万个奴隶。”

　　文工团在向藏文化学习的过程中，也丰富了自己、陶冶了自己，对后来的一些创作也有很大帮助，著名的《洗衣歌》就是这么创作出来的。

　　“在解放西藏、建设西藏的过程中，文艺工作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徐永亮激动地说，“正是通过文艺，才把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传到了西藏。事实也说明了‘扩大文艺队伍，加强这条战线’是非常正确的一个决策。”

　　风雪高原苦与乐

　　13岁入伍时，徐永亮还是一个四年级小学生。到部队后他养成了自学的“坏习惯”——每晚在肚皮上默写生字，这个习惯还用到了藏语学习上，一直带到了西藏，等他结婚后“划”字划到了爱人的手上，把爱人吓到了，从那儿之后他的习惯才慢慢改掉。徐永亮说，学藏语是中央进藏部队的基本要求之一。尽管进藏路上大家都在坚持学习，但他们第一次在用藏语演出时，还是“藏族听了像是在说汉语，汉族听了又像是在说藏语”。

　　1951年7月1日部队由甘孜到拉萨进发，行程近千公里，一路单靠两条腿走路，偶尔还会被驮给养的“生荒马”咬。伴着军歌嘹亮，部队一路爬雪山、过冰河。行军路上，从将军到士兵一边忍耐着“世界上无法克服的困难——缺氧”，一边坚持学藏语、学文化，了解藏族民俗和体验藏民生活。有时练习喝酥油练到呕吐，文艺兵们开玩笑说，这样演节目就“更有藏味了”。

　　提起部队渡金沙江的那段历史，徐永亮给我们讲了一段趣事。渡江没有渡船，只有藏族的牛皮船，船身是用牛皮缝的，缝好后用棍子支起来，下水后就像个“碗”在江里漂着，一只船只能坐四、五个人。那时有一个老同志诗性大发，刚写了第一句“牛皮船好像大花碗”，突然有人喊去赶马，他就放下日记本，回来后一看，多了一句“我们好比稀饭”，听者大笑，这时，又有人追了一句“船夫从这边把我们舀到那边”。

　　在艰难的行军途中，文艺兵们一边行军，一边还要承担着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给战士们鼓劲儿。他们把雪山当舞台，以蓝天为大幕，在沿途地势最险要的地方搭起了“鼓动棚”。每当部队经过高山，他们都要先于几个小时爬上山顶，在山顶设上茶水站，快板组，唱歌队，鼓舞着部队爬过雪山。

　　过丹达山时，他们在山顶又跳舞又唱歌，由于缺氧，有的女演员眼看着嘴唇发紫。那时候三个月不吃青菜，吃不饱饭，每个人的嘴角都裂了，有时候一笑、一大声说话，就渗出血来，大家开玩笑说：“得，不用画口红了。”

　　这时徐永亮向我们展示了一张过雪山时的个人照片，画面上的他，有着明显的“高原红”。徐永亮笑着告诉我们：“当时只觉得浑身冒汗，喘不上气来，但带着战士们喊号子，顺利翻过了一个大雪山。后来结婚体检时才知道，那时候我得了结核病。”

　　文工团后来追随52师由昌都到拉萨，走了一段“最苦的路”，翻了十多座5000米大山，趟的冰河“数都数不过来”，脚下由凉到疼、由疼到麻、由麻到木，直至没有知觉……战士们到达拉萨接受体检时，发现不少女兵已“失去了生育能力”。

　　一提到当年进藏时所看到的景象，一说起老百姓所受的苦，徐永亮酒难掩愤懑之情：“我真的是见到了什么叫奴隶社会。”

　　徐永亮说，每逢达赖喇嘛早朝时，那些贵族官员们骑着大马在前，家奴们则一路拼命跑跟随，淹没在尘土飞扬中；那时候，农奴要是见到奴隶主，辫子必须要放下来，舌头要伸出来，说话必须用敬语，否则就会挨鞭子；当时监狱不管饭，犯人带着中间捆着铁棍的脚镣到街头要饭，有的犯人脚被剁了，就在街上爬；不少流浪儿童，没有衣服穿，晚上就和流浪狗睡到了一起……街头处处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景象。“我亲眼看到有个妇女死在了街头，一个娃娃还扑在她怀里吃奶呢，后来解放军把这个娃娃救走了。”说到这里，徐永亮攥起了拳头。

　　徐永亮说，部队刚进藏时战士们所见到的拉萨，真的是“又拉又撒”。布达拉宫前面有一个山，有二三层楼那么高，都是粪便和垃圾堆起来的。后来文工团开荒种地没有肥料，用了一个月把那些粪便和垃圾背到了地里。现在，每每通过新闻节目看到拉萨时，徐永亮总是感慨万千：“这变化多大呀，连公共厕所都现代化了。”

　　在西藏期间，文工团的主要工作是训练和演出，除此之外，还要开荒、种菜、养猪，冬天还得派人弄土豆和萝卜。演员们走街串巷地表演节目，还要到不同的哨卡去演出，完成150场的演出任务起码需要半年时间。

　　“进军西藏和在西藏的日子，这在当时也没觉得有多苦，现在回想起来，”徐永亮停顿了一下，说，“能把西藏的苦吃下来，以后再遇到什么苦，就觉得不是什么苦事了。”

　　剪不断的西藏情

　　“可以说，我把我的青春献给那个地方了，我对那个地方确实有剪不断的情感，尤其是回忆起我们进藏时的那种情怀，真的难以割舍。”徐永亮接着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令他难忘的老阿妈的故事。

　　1951年7月，徐永亮所在18军54师文工队进驻甘孜修机场时，需要借助老百姓的房子，他第一次见到了藏族老阿妈。老阿妈脸黑黑，抹的酥油，“光露着两个眼睛”，尽管她在善意地频频招手，还是把时年十几岁的徐永亮吓得“想往回跑”。随着相处，徐永亮日渐感受到了藏族同胞的善意——战士们每天出工回来，老阿妈都会提前把热水烧好，一盆一盆地填满，供大家洗澡、擦身子。

　　徐永亮叹了口气，说：“我们有的人把终身献给了西藏，有的还把儿女们也献给了西藏。”

　　像徐永亮这样为西藏奋斗了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老兵，为了“长期援藏”，他们不少人错过了为人父母最重要的时光。他们的小孩出生以后，有的被送回了老家交给家里人照顾，有的被送到了后方的幼儿园、八一小学。这些孩子往往只知道自己的父母在西藏，但长年没见过面。有些兄妹先后进了同一个学校上学，却彼此不认识。当父母回去接孩子时，孩子会躲起来，只叫他们“叔叔”、“阿姨”。每当这个时候，这些老兵就会落泪。

　　采访间隙，我们有幸见到了徐永亮的大书柜，里面林林总总摆着不少和西藏有关的图书。徐永亮说，有关西藏的书自己只要看见了就都买了，买了之后都看了。

　　担任西藏军区话剧团副团长时，他曾想派创作人员到高原上去，用几年的时间体验生活，把藏族整个文化、社会犬牙交错的境况如实体现出来。但由于多种原因，“好多计划都没有完成”。

　　提到《西藏风云》的编剧工作，徐永亮说自己曾向战友大哭过，“因为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去表现这个题材了”。

　　徐永亮2005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过自己有两个心愿：一个是想写一个有关西藏的剧本，名字叫《雪山上的山茶花》，另一个是是希望收集到一枚西藏和平解放五十周年的纪念章。  

　　当我们问及心愿是否达成时，徐永亮无奈地摇摇头，叹口气说：“身体不行了，已经写不成了。”说起纪念章，徐永亮飞快回答说“还没有”，随后，他眼前一亮，告诉我们说：“但获赠了一块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纪念币，是一位藏族青年送我的。”当时徐永亮特别感动，回赠了一幅作品，题写的内容是“藏汉亲如一家——曾在西藏工作的一名老兵送”。

　　徐永亮说，作为那段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非常遗憾至今都没能收集到一枚西藏和平解放纪念章。

　　离开西藏后，徐永亮一直珍存和追忆着那段“激情燃烧的西藏岁月”，并以此慰藉着自己这抹“无处安放的乡愁”。

 

（责编：小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