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宗烈讲述：镜头中留住的“西藏往事”

　　进藏不到一个月，中央通知，决定在西藏实行“六年不改”(暂不进行民主改革)。人员收缩，原来调进藏的通通撤回去。西藏日报从内地去了三百多人，半年里走了百分之八十。我选择了留下——当时，报社的摄影记者只剩下我一个。

　　尽管争取一切机会出去看一看，走一走，但是在拉萨，我还是嫌摄影的机会少。

　　没想到引路人很快出现了。他就是报社的另一位副总编，噶雪·顿珠。

　　噶雪是“噶厦”(地方)政府派来的四品官，他是西藏上流社会的头面人物之一，大贵族，从小在印度长大，英语很好，曾经做过达赖的口语翻译。那时他30多岁，当地人称呼他“噶雪赛”(噶雪少爷)，他一出现，人们往往低头伸舌，表示敬畏。

　　我进入他的视线，是因为我能用敬语和他交流，还会说两句英语来补充——我的英语是新中国成立前学的，学校的教学质量不差，教材是林语堂编的开明课本。这让他觉得我与众不同，很器重我，主动说：“以后我们可以好好合作，有重大报道，我去写文字，你呢，拍照，我们配合。”

　　太好了，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从这以后我就跟着他四处活动，就此走进了西藏社会更深更丰富的层次——寺院、僧侣、贵族、官吏……

　　那时西藏还有一些摄影记者，新华社的，军区的，都没有这样的机会，没有我的幸运。

　　我拍的有些照片，当时并没机会在报纸上发表。我想，今天不能发表，说不定将来有用，而且我还自己花工资积蓄另买了一台莱卡F3，带在身边。没想到当时这个非常简单的想法，让我现在很庆幸自己有那样的“远见”——所有的惊鸿一瞥，现在都成了永久的历史定格。

　　西藏贵族分为两种。一种是传统、封闭的，一种是现代、有新思维的。噶雪·顿珠属于后者。他追求进步，思想开放，认为共产党、解放军是为老百姓做好事的，修路、开厂、办医院、建农场，都是西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

　　噶雪带我参加的第一个重大活动，是1957年的“莫朗钦波”——每年藏历新年第二天举行的传召大法会。在那些天里，拉萨完全变了样，到处是身着绛袍的喇嘛，如同一片红色的海洋。政府官员和警察都不见了，取代维持秩序的是铁棒喇嘛和朵多喇嘛——后者脸上抹着锅底灰，膀大腰圆，状如凶神恶煞。

　　1957年的大法会，宗喀巴传人甘丹赤巴·土登衮嘎大活佛要到大昭寺的松曲热广场讲经。宗喀巴是格鲁派(黄教)创始人，他最小的弟子根敦珠巴死后被追认为第一世达赖。甘丹赤巴的宗教地位十分崇高，那一年他已经90多岁了，担任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的会长，是一个爱国的高僧。

　　我和噶雪一同前往。他黄袍马褂，传统装饰，盛装出行，我西装革履，紧随其后。刚走到八廓街，已经人山人海，无法插足。噶雪问我：你带钱了吗？我说有，从身上摸出三个“袁大头”来——人民币在西藏还不流通，当地人只认有袁世凯头像的大洋。

　　噶雪向一个铁棒喇嘛招招手。那喇嘛满脸涂墨，臂系红布，手执木棍，腰挎大刀。见是个贵族招呼他，便大大咧咧地走过来。噶雪尊称他一声“古秀拉”(先生)，希望他为我们带路进广场。一边说，一边塞银元给他。喇嘛收了钱，二话不说，粗声吼着“啪纠纠”(快滚开)，用手中的棍子在前挥舞，原本水泄不通的人群竟然像海水被从中分开，闪出一条通道来，我们仿佛捻着避水诀的孙悟空，跟着他长驱直入，一直走到正在讲经说法的大活佛面前，拍到了一幅幅难以重现的场面。

　　正午时分，烈日下出现了一列色彩斑斓的队伍。开道的是前驱警跸，手执经幡的仪仗队紧紧跟上，之后是贵族、僧侣、地方政要，身着盛装，骑着高头大马，威风凛凛。其中包括西藏地方政府的四大“嘎伦”。

　　1958年8月，哲蚌寺、色拉寺举行考“格西”活动。格西是藏传佛教的最高等级学位，相当于“神学博士”。活佛都要前去应试，噶雪跟我说，我们一起去看看，可以多拍点照片。

　　从拉萨哲蚌寺到色拉寺的长长的土路上，事先用石头铺好了一条警戒线，中间就是所谓的“神路”，只有活佛和仪仗队可以行走。老百姓就在“神路”的两旁烧香、叩拜。

　　正午时分，烈日下出现了一列色彩斑斓的队伍。开道的是前驱警跸，手执经幡的仪仗队紧紧跟上，之后是贵族、僧侣、地方政要，身着盛装，骑着高头大马，威风凛凛。其中包括西藏地方政府的四大“嘎伦”(首脑)。

　　中间一顶黄色锦缎包裹的大轿，活佛就在轿中。轿子是清朝顺治皇帝所赐的“金顶黄轿”，后来一直都用这顶轿子——破了，就按原样修好。轿前有“孔雀伞”，轿后有华盖，不停旋转。

　　贵族和僧侣们的家奴、侍从和护兵牵马徒步前行，簇拥着各自的主人，组成这支浩浩荡荡、排场十足的队伍。

　　当日我没看到其他的摄影师，只有我一个人跑前跑后，对着这一盛大的场面拍得畅快淋漓。因为噶雪的关系，我跑到轿子跟前拍照，也没有人阻拦。

　　当时拉萨居民三万余人，乞丐就有四千多。他们嘴里叫着“咕几咕几”(求求你)，伸出拇指冲上的双手行乞。有的还高唱乞讨歌：“呀拉嗦——天上的飞鸟，没有比麻雀更小的了，啊啊啊——地上的人哟，没有比我更可怜的了！”

　　虽说“院子里是社会主义”，农奴社会等级森严的气息却无处不在。报社有个藏族勤杂工阿旺，出身“育布”(佣人)，专门为编辑部打扫、送水。每次见到噶雪、江乐金等贵族，立即低头旁立，弯腰吐舌，离开时倒退着走，到门口才敢转身出屋。

　　我说，阿旺你参加革命了，已经是国家的主人，贵族和平民都是平等的同事，你应该挺起胸来。阿旺说，农奴当久了，见了贵族老爷总是心里害怕，奴性在作怪哩。后来在同事们的鼓励下，才慢慢打消了顾虑，挺直身板。